“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俞敏洪从逻辑上就错了

牛弎壮 2018-11-22 10:55:53 新浪科技综合新生活

俞敏洪关于“中国堕落是因为中国女人堕落”的言论引起了一片炸锅。

　　一开始我担心是被媒体断章取义了，但是看了他后来的解释和致歉，我感觉媒体没有曲解，他表达的确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他的这番话确实欠妥，不仅论据是不充分的，且论证过程也是缺乏逻辑的。

　　一开始有人对我说，他的年龄放在那里，受到时代的局限性，价值观和我们不同也是正常的，但是鹿sama的一番话让我深以为然。

　　她说：“说到价值观的不同，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老派的、保守的传统男性，他绝对无法接受‘女人挣钱养家，男人貌美如花’这种家庭模式，用我们的价值观来衡量，他是直男癌无疑了。

　　但我记得我们曾经看某电视剧，讲述清末民初的一个封建大家庭，少爷爱上青楼女，为她赎身娶进家门，青楼女努力融入却始终遭到排挤。后来在豪门宅斗和家国时局动荡之下，大家族也从兴盛走向了衰败。当时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坐在沙发上讨论说，‘妓女都领进门了，这个家还能好吗？这种女人真真是扫把星。’

　　一直不发表意见的我爹却开口说：‘她其实是个可怜人，并不是扫把星；她一直被命运玩弄，但是她从来没有作弄过别人。’”

　　鹿sama的这番话让我一下子明白，价值观会有时代的烙印，但是一个人选择何种归因方式的逻辑却未必。所以，我想先抛开其价值观的政治正确性问题，就俞敏洪的原话讨论一下他的这番话为何缺乏逻辑。

　　偷换概念、错误归因及内隐歧视

　　俞敏洪开始说“女人堕落，只看钱不看人品，男人为了迎合女人，就也只一味挣钱不顾良心”；在后来的解释中又说，他想表达的其实是“母亲强则少年强，少年强则国家强，因此女性强则国家强”。

　　后面这句话的逻辑乍一看是没有问题的，但并不能让老俞自圆其说。

　　因为首先，母亲与少年之间的关系，并不等同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也不等同于女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未成年少年来说，处于他亲密关系核心圈的监护者（第一位就是母亲）对他的成长自然是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说“母亲强则少年强”是没问题的；但一个成年男性是否爱赚钱，是否讲良心，是由他自己负责，并不由女性决定，说“女性堕落则男性堕落”是没有说服力的。

图片来源：pexels

　　俞敏洪这么说，其实在错误归因给女性的同时也矮化了男性，说得好像男性无法对自己的人生方向负责，而是像巨婴一般要由女人来把控前途一样；而一个国家是欣欣向荣还是腐朽堕落，也是整个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由某类群体单方面决定。所以老俞在这里有点偷换概念了。

　　其次，“少年强则中国强”这句话，其实表达的是——少年强是中国强的必要不充分条件，而非充分不必要或充要条件。自然，少年强是中国强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中国强不强，并不完全由少年来左右。比如大清朝完犊子的时候，中国的少年们就都不强吗？

　　老俞如果当日说的不是“中国的堕落都是因为中国女人堕落”，而是说“中国的富强民主都是因为中国女人境界高”，那么大概不会引起如此大的愤怒反感，甚至还会有很多人跟着叫好。因为是好话，人们就容易不去深究其中的逻辑漏洞。但即便是好话，后者也和前者一样有失公允：前者属于无脑黑，后者属于无脑吹。

　　如果国家的繁荣或堕落只由女人和孩子的思想觉悟来决定，那国家还大力反腐倡廉做什么？

　　俞敏洪举的例子，其实和之前的红颜祸水论、娘炮祸国论很相似，我认为基本都属于男性甩锅的一种言论，体现的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基于性别的归因双标（sex-based double standard） ——即当一件不好的事情（例如大唐要完）发生在男性身上时，人们一般会做外归因，而不会做内归因：“从此君王不早朝啊，妖妃祸国殃民啊，所以杨贵妃不杀不行啊”；但如果不好的事情（例如大清要完）发生在女性身上时，人们的归因风格则往往会变成内归因：“垂帘听政啊，牝鸡司晨啊，所以女人到底是难成大事啊！”

　　而这种错误归因（或者说归因双标）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内隐歧视。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容易分辨的性别歧视——即直接的消极评价和贬低。

　　但其实，不光贬低性的内容是性别歧视，有时一些看似正面的、夸奖的内容也一样可能代表了一种歧视。比如俞敏洪后来道歉说“母亲强则少年强，女性强则中国强”，这个解释暗含的逻辑是“女性在国家中的角色，就和母亲在育儿中的角色一样”，他的内隐逻辑里还是将女性价值完全固定在了相夫教子的角色里，而忽视了现代社会中女性身份的多元化。

　　因果倒置

　　首先，我不否认女性素质（其实男性素质也是）与社会风气之间存在相关性，但我觉得这样的因果关系值得商榷。

　　前天在灰机上我刚好看到一篇刚刚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刊（PNAS）上的文章，这篇文章探讨了女性在社交媒体上的“性化”（sexualization，即过分展现自己性感妩媚的身体形象）的原因。

　　作者们通过分析来自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女性“性化”指数，发现女性“性化”与该地区的经济平等状况呈负相关——即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的地区，女性越容易出现“性化”现象，其可能原因与同性间的竞争行为加剧相关。

　　贫富差距越大的地区，女性就越倾向于通过取悦男性、进入婚姻等方式来争取利益最大化，故而需要增加性吸引力来提升自己在择偶中的竞争力。在这些贫富差距较大的地区，女性地位往往也不高，她们有何等本事可以左右国家的命运？反而是国家和时代才是左右女性命运的主要原因。

　　同理，一些女性愿意嫁给“有钱却没良心”的男人，一定也是某种社会不良风气的利益导向下出现的现象。但究竟是这些女性的堕落导致了社会风气堕落，还是社会风气的堕落导致了这些女性堕落呢？

　　以偏概全

　　不可否认这个社会上有一部分女性确实是“只看重钱不看重人品”的。比如某大佬带着妻儿出差美国却与别的女性发生了肯定不道德、可能还违法的事情之后（是否性侵现在尚无定论，但是发生关系既遂，婚内出轨已经是警方盖章的事实），然而某某妹妹却表示，一家人就是要齐齐整整，“惟愿守得云开见月明”。俞敏洪想批评的，可能也是这一类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