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特约评论员)


摘要: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与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常态化专题会商机制的定型,标志着国资系统在管党治党与管企治企之间找到了制度化的连接枢纽。这一机制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开了会”,而在于把监督责任嵌入出资人监管的运行逻辑之中,使“党建监督+出资人监管”从两条并行线收束为一股治理合力。2026年穿透式监管政策体系的正式成型——“1号文”建数据底座、“2号文”划“四全穿透”框架、“15号文”落内控闭环——则为这种合力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通道与制度接口。二者的耦合,构成了党的自我革命在国有企业场域中可检验、可追踪、可持续的制度形态。本文围绕机制何以成型、特色何以成立、传导何以贯通、耦合何以落地、难点何以破解、价值何以沉淀六个问题展开分析。


关键词:两个责任;专题会商;双融合;穿透式监管;国企治理


引言:会商的“形式”本身就是制度信号


2026年11月11日,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与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召开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商会。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主持并讲话,驻委纪检监察组组长、国资委党委委员龚堂华出席并讲话。会前,与会人员集中研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会上,国资委党委通报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纪检监察组通报监督情况并提出建议,党委委员就分管领域“一岗双责”逐一发言。


如果仅从议程看,这不过是一次程序完备的工作会议。但把时间轴拉长,把这一动作放回国资监管体制改革与党的自我革命在国企落地的双重视野中审视,它的分量就显现出来:国资系统正在把“两个责任”从原则要求转化为一套有固定节奏、有实质内容、有制度产出的治理装置。程福波用“同频共振”描述这一状态,龚堂华则以“相向而行的良好局面不断巩固发展”作出判断。两个表述指向同一个事实: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之间的关系,正在从“各守一段”转向“同题共答”。


本文关心的核心问题是:这种“同题共答”何以具有国资特色?它通过什么路径向下传导、向外耦合?在机制成型之后,还有哪些结构性张力需要正视?


一、机制成型的判据:不看“有没有会”,看“闭环有没有跑通”


一项机制是否真正成型,不取决于会议频次,而取决于它是否形成了可重复的流程、可追溯的产出和可感知的行为改变。以此为标准,国资系统“两个责任”会商已经越过了“探索”阶段。


节奏固定化。 2024年12月围绕深化巡视整改的专题会商、2025年12月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年度会商、2026年11月对标二十届五中全会的再部署,构成了一条清晰的递进线:年度专题会商与专项会商交替推进,议题随党中央部署和国资监管重点动态调整。节奏的固定,使会商从“事件驱动”变为“制度驱动”。2026年11月11日的会商会本身即是一次“对标式”会商:会前研学的内容直接锁定二十届五中全会《决定》和《党内监督条例》,会上所有通报和发言均围绕“全会精神落实”与“巡视整改深化”两个轴心展开。议题的“对表性”而非“自选性”,是节奏固定化走向成熟的标志。


流程闭环化。 会前共同研学、会上双向通报、班子成员逐人对照“一岗双责”、会后形成问题清单与整改台账、下次会商“回头看”——这一链条的实质,是把会商从“意见交换”升级为“问题输入—责任分配—整改追踪”的完整回路。闭环的关键在于“辣味”:监督方不是泛泛提建议,而是带着调研数据、信访分析、典型案例“解剖”后的具体问题入场。程福波在会商会上明确表示对纪检监察组指出的问题“诚恳接受,将认真研究坚决整改”,这种认领式回应而非程序性表态,说明闭环压力已经真实传导到被监督方。


产出制度化。 会商如果只解决个别问题,就仍然是“一事一议”。2026年2月修订发布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以负面清单形式列出7大类、58条禁止行为,为国企权力运行划出清晰边界。这一规定的出台,与近年会商持续聚焦“关键少数”监督、廉洁风险防控所积累的问题研判直接相关。会商的产出正在从“问题销号”向“规则修补”延伸,这一延伸决定了会商是停留在“灭火”层面,还是能够积累制度存量。


二、国资特色的核心命题:监督逻辑与经营逻辑的“化学反应”


一般领域的“两个责任”会商,聚焦点主要在党风廉政本身。国资系统的特殊性在于:监督的对象是国有资本的运行,监督的场域是市场竞争的前沿,监督的成效最终要接受“国有资产是否保值增值、国企功能是否有效发挥”的检验。这就决定了国资特色的会商不能把党建监督与出资人监管做成“两张皮”。


“双融合”的实质,是让监督逻辑与经营逻辑在同一套治理过程中相互嵌入,而非简单叠加。


第一重融合发生在问题识别环节。 会商研判的风险,既包括违纪违法问题,也包括投资并购中的尽调失真、混改中的定价偏差、招投标中的关联交易、境外经营中的资产失控等经营环节的廉洁风险。驻东方电气集团纪检监察组的实践提供了具体注脚:其牵头搭建的供应商廉洁风险管控平台,打通合格供应商管理系统、合同管理系统、集采平台等数据,通过数字化穿透核查识别“改头换面”“一人多壳”等隐形变异问题,进而深挖风险背后的权力寻租。这一链条的逻辑起点是“经营异常”,终点是“廉洁风险”——党建监督与出资人监管在同一个案件线索上完成了合流。


第二重融合发生在手段运用环节。 龚堂华在署名文章中将“专题会商”与“穿透式监管”并列,作为推动深化改革、规范权力运行的方法路径。2026年7月的国务院国资委穿透式监管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构建智能化穿透式监管体系”“建强建好智能化监管系统,加强重点领域穿透监管,健全监管闭环”。会商提供政治压力和责任传导,穿透式监管提供数据证据和风险定位。没有会商的压力,穿透发现的异常可能止步于技术层面;没有穿透的支撑,会商的判断可能流于经验判断。二者互为条件。


第三重融合发生在目标函数上。 程福波在2026年11月3日的地方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座谈会上提出的“以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全面从严治企”,把党建责任与经营责任收束到同一个逻辑链条中。李锦所概括的“放得活”与“管得好”的统筹,则从监管经济学角度给出了同样的判断:当监督足够透明、风险足够可预警时,出资人才有条件向企业释放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双融合”的深层价值,正在于以监督能力换取授权空间。


三、传导路径:从本级示范到系统贯通


会商机制的生命力,取决于它能否从国资委本级向央企系统、再向地方国资层层传导,而不在本级“空转”。


横向到边:央企层面的承接。 2026年7月的穿透式监管工作会议上,航天科技、中国石化和河南省国资委作了经验交流,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同时参会。这一安排本身就具有传导意义:监督机构与监管机构在同一场合听取企业实践,意味着会商形成的议题框架和问题标准正在向企业层面的操作实践渗透。央企层面的技术承接也在加速:五矿发展虚假贸易穿透监管智能体2026年7月在全级次企业上线后,筛查效率提高233%,人工干预降低78%;中国电信“星海御风”智能化穿透式监管体系形成穿透式监管模型超百款,在央企领域发现风险线索超过5万条。这些技术能力一旦与会商的政治压力对接,穿透式监管就从“有系统”走向“有牙齿”。


纵向到底:地方国资的呼应。 地方层面的制度承接正在以两种方式展开。一种是程序性承接:福建省纪委监委印发派驻(出)机构与被监督单位党组(党委)会商工作指引,对“会商怎么发起、议题怎么定、会后怎么盯”作出规范,驻省国资委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的反馈是“有了工作指引,每一步都清楚”。另一种是实体性承接:青岛市2026年11月13日的国资国企工作专题会议要求“强化穿透式监管,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加强上下联动,依法强化对下级国资监管工作的指导监督”;佛山市国资委同期部署“加快构建智能化穿透式监管体系,聚焦投资、工程、资金、人事等重点领域,实施全级次动态监测”。程序指引解决“怎么商”,实体部署解决“商什么、管什么”,两者共同构成地方承接的操作面。


传导的难点仍然在下沉环节。央企二三级企业和地市国资层面,监督力量不足、数据基础薄弱、专业能力欠缺的三重约束并未根本缓解。福建省的会商工作指引和青岛、佛山的穿透部署提供了可参照的模板,但从“有模板”到“跑通闭环”,中间还隔着人员、系统和制度的落地成本。


四、体系耦合:会商与穿透式监管的制度“接口”已经具备


“双融合”要真正运转,必须有具体的制度接口。2026年穿透式监管政策体系的成型,为会商机制提供了此前不具备的耦合条件。


2026年初,国资委以“组合拳”方式推出了穿透式监管的制度架构:1号文(《关于推动中央企业加快财务数智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建设数据底座,2号文(《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穿透式监管的指导意见(试行)》)划定“四全穿透”框架,15号文(国资厅监督〔2026〕15号)则作为“保障层”,将穿透要求嵌入内控体系,构建“全级次覆盖、全业务在线、全系统联通、全要素监管”的执行闭环。这一制度架构对会商机制的意义在于:会商所提出的问题,从此有了一个标准化的“解决通道”——穿透式监管的五自动闭环(自动采集、自动分析、自动预警、自动派单、自动跟踪)使会商整改事项可以被编码、被追踪、被核验,而非停留在纸面台账上。


具体而言,四个耦合接口已经清晰可辨。


接口一:政治监督的数据化。 国资委党委在传达学习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时明确要求“做实穿透式监管,推动党内监督同各类监督深度融合、高效联动”。当政治监督所关注的“政治要件”和巡视整改事项被接入穿透式监管的数据闭环,监督就从“调阅材料”升级为“读取运行状态”。会商所依据的信息基础,从会前调研的“抽样判断”转向系统预警的“全量扫描”。


接口二:整改闭环的共用逻辑。 会商的“清单化—台账化—销号化”与15号文所要求的内控“五自动闭环”在结构上同构。福建省的实践已经展示了这一同构性的操作形态:会商后建立问题台账、列出任务清单、定期对账销号,针对监管权责边界不清、招投标监管缺位等问题,“推动省级层面出台水运工程建设管理制度机制7项”。当会商整改与内控整改共用同一套问题编码和销号标准,“党建整改”与“监管整改”就不再是两本账。


接口三:“关键少数”监督与全层级穿透的叠加。 会商把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置于突出位置,穿透式监管则把视线延伸到各级子企业和境外机构。二者的结合产生“人—事对应”的监督效应:既看关键岗位的履职用权是否规范,也看其决策所涉的资产流向和交易实质是否合规。这一叠加的紧迫性,在2026年11月会商会前后的一系列通报中得到了直接印证:中交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起涛于11月10日被开除党籍,通报指其“政绩观扭曲”“带头腐化堕落”;次日,中交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刘成云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关键少数”的监督如果缺乏全层级穿透的数据支撑,往往只能事后追惩;而穿透式监管提供的全级次资产流向和决策痕迹,恰恰使对“一把手”的监督有可能前移到“事中”。


接口四:风险清单的合流。 会商关注的廉洁风险领域与穿透式监管划定的重点领域存在大面积重叠。15号文所要求的“全要素监管”覆盖产权、资金、投融资、采购、境外资产、债务、薪酬、担保等环节,而会商所聚焦的投资并购、混改、招投标、资产处置等风险点,几乎全部落在这个清单之内。重叠意味着可以共用风险识别模型和预警阈值。程福波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将“加强政治监督”与“加强穿透监管”并列部署,其操作含义正在于此:两套体系不必各建一套指标,而应共享同一个风险知识库。


五、落地必须正视的四组张力


机制成型值得肯定,但把成型等同于成熟,则会遮蔽真实存在的问题。以下四组张力,是制度从“运转”走向“有效”必须跨越的关口。


其一,“个案销号”与“规则修补”之间的落差。 会商指出的大多数问题,以整改销号作为终点。但同类问题在不同企业、不同层级反复出现,说明销号解决的往往是个案,而非产生个案的规则缺陷。福建省交通运输厅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正面样本:针对会商指出的招投标监管缺位问题,推动省级层面出台制度机制7项,而非止于处理几个具体项目。从“改一个问题”到“改一类规则”,需要把类案分析和制度修补作为整改验收的实质性标准,而非附加项。


其二,穿透力度与经营自主之间的边界。 穿透式监管的技术能力越强,越需要警惕“监管越位”的风险。李锦提出的“无感监管”与“有感服务”并行的思路具有参考价值:监管数据应当在后台运行、在风险节点触发预警,而非以频繁填报和即时干预的方式侵入经营决策。穿透的目的是让风险可见,而不是让企业时时感到“被盯着”。15号文将穿透要求嵌入内控而非替代内控,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即是对边界的尊重——内控是企业自己的治理工具,穿透是在内控之上叠加监督的“探针”,而非绕开内控直接介入经营。


其三,数据共享与保密合规之间的平衡。 “双融合”依赖跨系统、跨层级的数据互通,但国资数据中同时包含商业秘密、敏感经营信息和国家秘密。可行的路径不是“要么全通、要么全不通”,而是分类分级:将风险预警所需的最小必要数据纳入共享范围,对涉密和核心商业数据设置脱敏或授权访问机制,在制度上明确“谁使用、谁负责”的数据责任链条。中国电信“星海御风”体系形成超百款监管模型的实践表明,模型化、规则化的数据使用方式可以在不直接暴露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实现风险识别,这为“共享不泄密”提供了技术解法。


其四,本级能力与基层承接之间的势差。 会商机制在本级有充足的人员、数据和制度支撑,传导到基层则可能被简化为“填表会”“传达会”。福建省的会商工作指引和青岛、佛山的穿透部署是缩小势差的积极尝试,但标准化模板和分层培训的覆盖面仍然有限。程福波在会商会上强调“加强对地方国资国企指导监督”,在穿透式监管工作会议上同样将“注重人才培养,抓好宣贯督导”列为要求,说明决策层对势差有清醒判断。缩小势差的关键,不在于增加文件数量,而在于把本级的操作能力转化为可复用的工具包和可模仿的流程样本。


六、制度价值与未来形态


国资系统“两个责任”会商机制的成型,其意义超出国资领域本身。它提供的是一条在大型公共经济部门中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制度化”的具体路径:不靠集中式运动,而靠常态化的责任交互;不靠外部强力推动,而靠内生的闭环压力;不靠监督与经营的分离,而靠二者的相互嵌入。


2026年这一年份的特殊性在于,两条线索同时走到了“成型”节点:穿透式监管从“探索推进”升级为“制度化设计”,以“1/2/15号文”为标志的政策链条完整闭合;“两个责任”会商从年度惯例固化为“学习—通报—研判—整改—复盘”的可重复流程。两条线索的交汇不是时间上的巧合。穿透式监管解决的是“看得见、看得全、看得早”的能力问题,会商机制解决的是“谁来管、怎么协同、怎么问责”的责任问题。能力供给与责任供给在同一制度空间内对接,才构成完整的治理闭环。


从演进方向看,这一制度形态可能在五个维度上进一步清晰化:节奏的稳定化——会商成为治理日历中的固定节点,议题的“对表性”取代“自选性”;发现的精准化——穿透式监管的模型能力使问题识别从“经验驱动”转向“异常驱动”;协同的制度化——纪检监察监督、出资人监督、巡视巡察监督、审计监督在同一信息底座上形成分工而非重复;产出的规则化——会商的制度修补功能被明确纳入评估标准,“改一类规则”与“销一个号”同等重要;价值的显性化——监督的最终产出不仅体现为“查处了多少问题”,更体现为国有资产的安全水平和国有企业的功能发挥。


龚堂华在会商会上提出“着力完善国资央企监督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为国资央企高质量发展“清障护航”。“完善监督体系”与“健全责任体系”并举,正是未来制度建设的两条主线:一条是能力线,以穿透式监管为代表的监督技术能力;一条是责任线,以会商机制为代表的政治责任传导。两条线交汇之处,才是国资治理现代化真正落地的位置。


结语


2026年是穿透式监管政策体系完成制度化设计的关键年份,也是“两个责任”会商机制从实践惯例走向制度定型的关键年份。会商机制与穿透式监管的“双融合”,本质上是把政治逻辑嵌入治理逻辑,让监督成为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治理之外的附加环节。


制度成型的标志,不在于文件写了什么,而在于当问题出现时,是否有一套无须临时动员就能启动的回应机制。国资系统的探索已经走出了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会商有了固定节奏和闭环流程,穿透式监管有了制度框架和技术底座,地方和央企层面有了可辨识的承接实践。接下来的任务,是让这一步从“本级跑通”走向“系统贯通”,从“机制运转”走向“治理效能”——让会商指出的问题真正变成规则,让穿透发现的异常真正触发问责,让“两个责任”的同频共振真正转化为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国有企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