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员）

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若走向终点，其影响绝不仅限于以色列国内政坛的洗牌，更将触及美以关系的底层逻辑。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美国还会“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吗？——其答案需要超越简单的“是”与“否”，而应置于国际关系理论与中东地缘现实的双重透镜下审视。本文的核心判断是：内塔尼亚胡的离去，标志着美以关系从“个人化联盟”向“制度化伙伴”的深刻转型，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将从“情感驱动、政治绑定”的旧模式，转向“利益核算、议题挂钩”的新范式。 这并非关系的削弱，而是联盟的“祛魅”与重塑。

一、解构“内塔尼亚胡因素”：个人魅力与结构张力

要精准预判后内塔尼亚胡时代，必须首先厘清内塔尼亚胡本人在美以关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他不仅是两国关系的“管理者”，更是其“矛盾调和者”与“风险过滤器”。

1. “唯一对话者”的消逝：内塔尼亚胡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技巧与对美国政治生态的深刻理解，长期扮演着美国两党、特别是与民主党政府之间不可或缺的沟通桥梁。他能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公开对抗其伊朗政策，同时又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获得前所未有的支持。这种“对冲”能力是个人化的。他之后，无论谁继任，都难以复制这种在华盛顿政坛长袖善舞、将分歧转化为筹码的能力。美以之间的沟通将回归常规外交渠道，摩擦将更为直接、透明，也更容易被外部感知。

2. “政治工具化”的终结：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将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共和党内的亲以势力——作为其撬动华盛顿政策的杠杆。他将以色列议题深度嵌入美国两党斗争的漩涡中，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但这种做法也导致以色列在美国日益成为“党派议题”，侵蚀了其作为跨党派共识的根基。他的离去，将迫使美国两党重新寻找对以政策的“最大公约数”，而这个公约数，几乎必然比内塔尼亚胡时代更低、更具条件性。

3. “安全至上”叙事的松动：内塔尼亚胡执政的核心叙事是“以色列的安全高于一切”，并将此与美国的中东利益牢牢捆绑。然而，持续的加沙冲突、国际法院的诉讼以及不断攀升的人道主义代价，正在侵蚀这一叙事的道德感召力。在美国国内，特别是年轻一代和进步派选民中，“安全”不再是理解巴以问题的唯一维度，“正义”“人权”与“国际法”的权重正在上升。后内塔尼亚胡时代，美国国内关于以色列的辩论将不再是清一色的“安全优先”，而将呈现出更多元的议题光谱。

二、新常态的形成：从“交易型”到“议题型”联盟

内塔尼亚胡的离场，将推动美以关系从一种高度个人化、交易色彩浓厚的“政治联姻”，转向一种更常规、更可预测但也更具“条件性”的“议题型联盟”。

1. 核心判断：支持“力度”不减，但支持“方式”巨变

美国对以色列的战略价值认定不会改变。即便在最极端的推演下，美国也不会放弃以色列这个中东地区不可替代的“战略资产”。每年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框架作为两国战略信任的“锚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被动摇。真正的变化在于 “支持的附加条件”与 “支持的形式”。

· 军事援助“精细化”：援助总额可能维持，但其用途将面临更严格的美国国内审查。国会可能要求五角大楼提交关于援助武器使用情况的报告，尤其是涉及加沙等人口稠密地区的军事行动。精准制导武器等“进攻性”装备的转让，可能与人道主义走廊的建立、平民伤亡的减少等具体指标挂钩。

· 外交保护“议题化”：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为以色列行使否决权的“自动性”将降低。未来，美国的否决权将更集中于核心安全议题（如伊朗威胁），而在定居点、东耶路撒冷地位、加沙战后安排等问题上，美国可能更倾向于投弃权票，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与盟友保持一致，对以色列投下谴责票。

· 高层互动“常态化”：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拜登（尽管关系紧张）那种极具戏剧性的个人互动将减少。美以领导人会晤将回归外交礼仪的常规框架，其频率与层级将更多取决于实际政策协调的需要，而非国内政治秀的考量。

2. 深层逻辑：从“拥抱”到“管理”

美国对以政策的深层逻辑正在发生位移。过去，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特别是在共和党政府时期，往往带有“拥抱”甚至“纵容”的色彩，将以色列的行动视为美国中东战略的自然延伸。未来的趋势将是“管理”——将美以关系作为一个需要精心维护、但同时也需要设定边界、管控风险的“战略资产”来对待。

这种“管理”体现在三个层面：

· 风险管控：美国将更积极地介入，防止以色列的单边行动（如大规模定居点建设、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将美国拖入不必要的地区冲突。

· 议程设置：美国将更主动地设定双边关系的优先议题，将“两国方案”的推进、与阿拉伯国家的融合、应对伊朗威胁等议题打包，形成一揽子谈判框架，而不是被动响应以色列政府的议程。

· 危机干预：在加沙、约旦河西岸或黎巴嫩边境爆发危机时，美国将从过去的“事后灭火”转向“事前劝阻”，利用军事援助、情报共享等杠杆，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施加更前置的约束。

三、决定未来的三大博弈场

后内塔尼亚胡时代，美以关系的具体走向将由三大博弈场的动态竞争决定。

1. 美国国内场：民主党的内部整合与共和党的路线之争

美国国内政治是最大变量。民主党内的进步派与温和派关于对以政策的角力将趋于白热化。进步派要求将援助与加沙人道主义状况、停止扩建定居点等挂钩，甚至提出“两国方案”的时间表。若民主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后进一步巩固权力，对以政策的“再校准”将提速。

共和党方面则面临路线选择。是继续坚守“无条件支持”的传统路线，还是顺应部分选民（特别是年轻保守派）日益增长的“美国优先”孤立主义倾向，减少海外干预？党内目前的分裂可能在后内塔尼亚胡时代加剧，削弱其作为以色列“安全网”的可靠性。

2. 以色列国内场：联合政府的稳定性与政策倾向

内塔尼亚胡之后，谁将掌权？若出现一个由中间派（如本尼·甘茨）与改革派力量主导的、致力于政治和解的政府，美以关系将进入一个“蜜月期”，美国可能以提供加沙重建援助、推动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等“大礼包”作为回报。反之，若极右翼宗教政党（如比撒列·斯莫特里赫、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势力坐大，甚至主导新政府，美以关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紧张，美国可能公开批评以色列的民主价值观，并对极端定居者实施制裁。

3. 地区地缘场：伊朗核协议的“幽灵”与沙特“选项”

伊朗问题是悬在美以关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若美国与伊朗重启核谈判并达成某种临时协议，美以关系将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以色列会否再次效仿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时的做法，公开挑战美国政府，甚至采取单边军事行动？这将成为美以关系“条件化”后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同时，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美国手中一张重要的牌。美国可以此为激励，引导以色列新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能否成功打出这张牌，将极大检验美国“有条件支持”策略的有效性。

四、精准预判：三种情景与一个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未来两到三年内，美以关系最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景：

情景一（大概率，约60%）：温和再平衡

美国维持对以安全承诺的基本盘，但在外交与援助层面系统性地附加条件。两国围绕加沙战后重建、“两国方案”路线图、定居点管控等议题展开密集谈判。美以关系进入一个“既非蜜月，也非冰点”的务实合作期，摩擦增加但底线稳固。

情景二（中概率，约30%）：战略再耦合

面对伊朗核计划的加速推进、地区安全局势的急剧恶化，美以因共同的外部威胁而迅速靠拢。美国搁置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部分关切，优先保障与以色列在反导、情报、网络安全等领域的深度协同。双方关系在安全压力下实现“再耦合”，但政治领域的摩擦依然存在。

情景三（小概率，约10%）：破裂性危机

以色列新政府推行极端政策（如大规模吞并约旦河西岸、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引发美国强烈反弹。美国暂停部分军事交付，在联合国公开谴责以色列，双方公开龃龉升级，联盟关系陷入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此情景虽概率较低，但其一旦发生，将对中东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

结论：联盟的“成熟”与中国的战略定力

内塔尼亚胡的倒台，不会摧毁美以联盟，但将迫使其“成熟”。从“无条件”到“有选择”，从“个人驱动”到“议题驱动”，美以关系将回归大国与小国联盟的常规逻辑——利益是基石，条件是常态，分歧是必然。

对于中国而言，美以关系的此番深刻调整，既带来变量，也蕴含机遇。一方面，美国可能因中东事务牵制力下降而加大对亚太的战略投入，需要警惕；另一方面，美国与其中东盟友关系的复杂化，为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更独立、更建设性的作用提供了空间。

正如中国始终主张的，中东的安全不应依赖于某一对双边关系的稳固与否，而应建立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安全与合作基础之上。无论美以关系如何演变，中国都将继续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为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不仅是中国的战略选择，更是负责任大国的时代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