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表彰与惩戒，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行业如果只讲追责、不讲荣誉，留不住人心；反过来，只给鲜花掌声、不解决执业安全与合理回报，同样留不住人。


2025年3月3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联合表彰了326个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集体、749名先进工作者和30名“白求恩奖章”获得者。这些名字值得被记住。但比一次表彰更重要的是，让表彰背后的价值判断变成常态化的制度安排——让“中国医师奖”“白求恩奖章”所代表的职业尊严，不只在颁奖台上被看见，也在每一间诊室、每一个夜班里被兑现。多地探索的医务人员荣誉退休制度，方向是对的，应当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而不是停留在个别地方的“自选动作”。


与此同时，暴力伤医的司法实践必须真正立起“零容忍”的标杆。2026年湖北云梦一名男子因门诊排队纠纷掌掴拳打医生致轻伤二级，法院判处实刑十一个月，明确不适用缓刑。这个判决传递的信号是清晰的：伤医不是“医患纠纷”，是刑事犯罪。但仅有判例还不够。医生的休息权、执业安全、合理薪酬，需要从倡导性表述落进可核查的制度安排。公众对医学的认知同样需要回归理性——医学有局限，不是所有疾病都能治愈，不是所有投入都有回报。理性的医患关系，建立在双方共同承认医学不确定性的基础之上。科普在这里承担的，不是锦上添花的“软任务”，而是降低整个社会交易成本的“硬功能”。


公立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关键不在“挂什么牌子”，而在“解决什么问题”。“支部建在科室上”之所以在一些地方真正见效，是因为它把党组织的功能嵌进了学科建设、技术攻坚和医德医风的日常运转之中，而不是另起一套台账。“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发展成党员”，说到底是让政治优势转化为解决疑难重症、下沉基层帮扶的组织能力。这是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制度设计上最不应该被虚化的一环。


分析至此，六条方针已经清晰。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方针如何变成可核验的结果？


建议一：把“健康影响评估”从试点经验升格为决策前置程序。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讲了很多年，但最缺的就是制度抓手。宜昌2025年以政府规章形式出台《宜昌市健康影响评估暂行规定》，明确未经评估或评估未通过的事项一律不得提交审议或组织实施，并已落地31个评估案例；晋中的政府规章于2026年2月施行；浙江、湖南等地也在以地方立法或“跨领域”立法方式推进。这些实践说明，健康影响评估不是没有方法，而是缺少统一的制度刚性。应当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成熟逻辑，对国土空间规划、交通规划、产业政策、教育政策、食品安全标准等重大公共政策，强制开展健康影响评估并形成公开摘要，由各级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牵头明确范围、方法和责任主体。这是六句方针中最该优先补齐的制度短板。


建议二：用“患者流向”而不是“机构建设”来检验分级诊疗。


建了多少医共体、派了多少专家，是投入指标，不是结果指标。真正有说服力的是三个数据：县域内住院率、基层首诊率、双向转诊中下转人次占比。石城县2025年下转患者366人，县域内住院人次占比提升至74.66%；海盐县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9%，基层就诊率达到70.2%。这些数字比任何总结报告都更能说明分级诊疗走到了哪一步。建议将这三项指标纳入省级政府健康中国建设考核，按季度公开。数据公开本身就会形成压力——龙岩、广德等地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当“下转”通道真正畅通，“基层首诊”才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患者用脚投票的结果。


建议三：康复护理扩容必须配上“人才—质量—支付”三件套，缺一件都会跛脚。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方向是对的，但如果只考核床位，结果一定是“有床没人”。2025年每万人口康复治疗师仅约1.19人，2030年目标为1.6人，缺口约34%，康复治疗师的短缺比床位短缺更致命。因此，床位建设进度必须与康复治疗师培养进度挂钩考核；康复护理服务质量需要国家标准和第三方评价，不能让“扩容”变成低水平重复；长护险覆盖已达3.08亿人，但其36项服务目录主要覆盖重度失能人员的基本照护，术后康复、中度失能、慢病管理等大量需求仍落在医保和自费之间，支付责任清单必须在长护险与基本医保之间划清楚，既防止保障真空，也防止重复支付。“优先支持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地级市”这一导向应当严格执行，康复护理是规模敏感型服务，资源撒胡椒面只会让谁都不够用。


建议四：让预防的“隐性政绩”在考核表上显性化。


预防的回报周期长，在任期制下天然吃亏。解药不是喊口号，而是把居民健康素养水平、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成人吸烟率、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学生近视率和肥胖率等指标，实质性地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考核并提高权重。一些地方已经把健康核心指标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但权重仍然偏低，约束力仍然偏软。可以探索“健康GDP”核算的试点框架，让健康投资的长期回报在当期决策中“被看见”。预防做得好不好，最终不看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件，而看十年后这个县的脑卒中发病率有没有降下来。


建议五：行业治理需要“容错”与“问责”两条轨道同时铺。


对AI辅助诊断、互联网医院、网约护理这些新技术新模式，包容审慎监管的含义是允许在可控范围内试错，而不是用旧规则把新事物管死。但对收受回扣、骗保套保、虚假宣传、篡改病历，必须依法从严并公开发布典型案例。与此同时，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平衡是：要求医生提供高质量的人文关怀，前提是他们自身没有被过度消耗。 减少非医疗事务占用、压缩不必要的检查评比、保障法定休息时间，这些“减负”措施应当与问责机制同步落地。一个连轴转、被表格和考核压垮的医生，很难在诊室里给出耐心和温度。这不是对医务人员的“照顾”，而是医疗质量的基础设施。


建议六：以县域为单元做“一体化健康账本”，让地方政府的利益函数和居民健康同向。


三明“按人头打包付费”的逻辑——总额包干、超支不补、结余留用——已经被证明可以把医共体的行为从“治病赚钱”扭向“防病省钱”。下一步应当把这个逻辑推到县域治理层面：选取一批县（市、区）试点，把基本医保基金、公共卫生经费、长护险资金、财政补助在一个县域内统筹核算，考核“全县居民健康结果＋基金结余”，而不是单个机构的收支。只有当县长的账本和老百姓的健康账本变成同一本账，“预防为主”才会从文件里的第一句话，变成决策时的第一反应。


六个场景，才是最后的阅卷人


“十五五”规划指标是刚性的：人均预期寿命80岁、婴儿死亡率低于3.5‰、居民健康素养水平40%。但这些数字不会因为某地多建了几栋住院大楼就自动实现。方针贯彻得怎么样，最终要看六个具体场景：


——一位乡镇卫生院的医生，能不能让村民相信“小病不用跑省城”。这取决于县域内住院率和基层首诊率是不是真的在动，而不是医共体的牌子挂了多少块。


——一位脑卒中患者出院后，能不能在社区找到专业的康复训练。这取决于康复治疗师够不够、支付通道通不通，而不是康复床位统计表上多了几行数字。


——一位独居老人，能不能在生命末期获得有尊严的安宁疗护。上海把安宁疗护明确为公共项目、夯实社区居家网底，广州的服务机构从30家增至93家，这些经验需要从“盆景”变成“风景”。


——一位高三学生，能不能每天睡够八小时而不被视为“不努力”。健康中国行动写得很清楚，高中生每天睡眠不少于8小时，但现实是多数学生做不到。如果教育评价不改、全社会的时间焦虑不减，这一条就永远停在纸面上。


——一位年轻医生，能不能体面地依靠专业技术获得应有回报。固定薪酬占比在提升，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在推进，但规培期间收入过低、年轻医生劳动价值被低估的问题仍然突出。一个让年轻人靠“熬”和“贴钱上班”支撑的行业，谈不上可持续。


——一位县医院院长，敢不敢拒绝那些不必要却带来收入的检查。这取决于医保支付方式、财政补偿和考核导向能不能同时给他底气，而不是只靠个人觉悟。


这六个场景，分别对应基层、康复、老龄、预防、人才和公益性——正是方针六句话的现实投影。


健康中国从来不是一个遥远的抽象目标。它藏在每一次规范转诊、每一张合格处方、每一堂健康课、每一个干净的厕所、每一口清淡的饭菜里。道路已经明确，方针已经确立，工程已经部署，指标已经量化。剩下的，就是把每一件具体的小事做实，把每一条好的做法固化成长效的制度。 制度的最后一公里，不在文件里，在那些场景能不能一个一个被兑现。


作者简介：金思宇，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