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2026年11月13日，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部署，坚持和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这是继2016年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专门就国企党建发表系统性重要指示。十年一跨越。李锦同志曾以“奠基之篇”与“深化之篇”概括两次里程碑的历史关系，并进一步判断国企党建“从前十年解决‘要不要抓党建、怎么抓党建’的基础阶段，全面迈入了‘要什么样的党建、党建能不能发挥实效’的提质增效新阶段”，核心任务在于“功能提升、能力增效”。这一判断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但若将视野从时间序列转向治理逻辑，一个更深层的命题浮现出来：2016年会议完成的是国企党建的制度性嵌入——确立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程序通道与权责框架；2026年重要指示所要求的，则是已经嵌入治理结构之中的党组织，能否真正激活其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将制度存量转化为治理效能。其实质，是国企党建从“结构在场”走向“功能在场”的第二次飞跃。

一、跃迁的理论地基：三次“始终不变”何以使“变”成为可能

理解“跃迁”，先要理解哪些东西没有变。恰恰是那些“不变”，为“变”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与方向约束。

根本政治立场始终不变，但“融入”的内涵在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确认“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这一根本论断。“两个一以贯之”的辩证关系没有被稀释，反而在治理要求升级的背景下获得了更精确的操作含义。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强化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实质性把关，完善公司治理，提升党建工作质效”。“实质性把关”四个字，标志着党的领导从“程序性参与”向“判断性产出”的跃升。2026年重要指示所要求的“推动党的领导更好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正是在这一“实质性”要求的基础上再推进一步：融入本身不是目的，融入之后党组织能否在治理链条中产出方向性判断、战略性把关与风险性防控的实质功能，才是目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这句话的重心，已经从“内嵌”转向“内嵌之后的功能产出”。

战略功能定位始终不变，但“功能”的评价标尺在位移。 国有企业作为“国家队”“主力军”的定位，在本次指示中被置于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总体部署之下加以重申。这意味着国企党建的效能评价，不能停留在组织活动的频次和台账的厚度上，而必须回到国有企业是否更好承担了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的功能使命上来检验。当评价标尺从“做了什么”转向“做成了什么”，党建就从一项需要“完成”的工作，变成了一种需要“产出”的治理能力。

核心工作主线始终不变，但“系统”的着力点在转移。 蔡奇同志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指导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锐利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目标要求、重点任务、依靠力量、基础保障以及国有企业的战略地位、使命功能等重要问题”。关键词是“系统”。国企党建从来不是单项工作的叠加，而是一套从治理结构到组织功能、从干部队伍到监督体系的全链条工程。但在“立制”阶段，“系统”的着力点在于要素的齐备；在“赋能”阶段，“系统”的着力点转向要素之间的耦合与转化：制度能否降低决策不确定性，组织能否缩短从政治优势到攻坚能力的转化半径，监督能否为担当提供可预期的边界。三次“不变”所构筑的，正是这一重心转移得以在既定轨道上发生的理论地基。

二、跃迁的实质：从“制度在场”到“功能在场”

2016年的核心贡献，是在国企治理体系中完成了党组织的制度性在场。十年之后，当“组织有设置、制度有条文、工作有台账、活动有记录”成为常态，李锦所概括的“有形无神、有架无力、有制无效”便成为新的主要矛盾。跃迁的实质，是解决“在场”之后的“生效”问题。

从“程序性前置”到“判断性前置”。 前置研究讨论的制度化，解决了党委“能不能参与决策”的问题。但程序性参与并不自动等于实质性把关。五中全会提出“实质性把关”，本身就是对这一差距的精准回应。如果前置研究沦为对经理层方案的流程性确认，制度就从治理工具退化为合规装饰。功能性激活要求的是：党委的把关必须产出不可替代的判断增量——在战略方向、重大投资、产业转型等议题上，识别“国家所需”与“企业所能”的交集，在短期财务回报与长期战略价值之间作出有政治内容的选择。判断性前置的检验标准不是“有没有开会”，而是“有没有因为党委的把关而改变了什么”。

从“覆盖率”到“穿透力”。 把支部建在科创一线、攻关一线，在“立制”阶段的意义是组织覆盖的延伸；在“赋能”阶段，其意义在于组织能力能否穿透科层壁垒，直接作用于技术突破和场景落地的具体过程。国资委在座谈会当日的专题会议上明确要求“提升党建工作穿透力，聚焦产业链创新链堵点卡点，持续锻造坚强战斗堡垒”。航空工业成都所的“链上党建”实践提供了一个有解释力的样本：以型号研制为驱动，联合成飞、机载系统等单位构建“跨层级、跨单位、跨地域”的链上组织形态，把党组织的协调能力直接嵌入创新链产业链的“穿透式”融促过程。穿透力的反面，不是“没有组织”，而是“组织存在但组织能力无法到达问题发生的地方”。

从“监督的严度”到“监督的可预期性”。 本次指示在“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的同时，明确增加了“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这一目标指向。这不是对从严要求的稀释，而是对监督功能的重新定位。在“遏制乱象”阶段，监督的首要功能是划定禁区；在“赋能”阶段，监督还必须同时提供一种制度化的可预期性：干部能够判断“什么情况下大胆试是被允许的”，“为公试错”与“谋私越界”之间有一条可辨识的界线。如果监督只输出“禁止”而不输出“允许的边界”，就会出现“从严之后不敢投、不敢闯”的次生效应，底线之柱就从支撑变成了抑制。

三个转变指向同一个判断：功能性激活不是对“立制”的否定，而是“立制”的逻辑完成。当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二字的凸显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党建成效的最终裁判权，被交给了企业发展的实绩，而不是党建系统内部的自我评价。

三、“一顶四柱”的功能主义重构：一条递进链而非一份任务清单

本次指示的四个“着力”，常被理解为“四根支柱”式的并列框架。这一读法有解释力，但容易滑向任务清单式的理解，从而遗漏四者之间的功能递进关系。更准确的读法是：制度之柱提供可预期的治理框架，组织之柱将框架转化为业务一线的行动能力，人力之柱在行动中完成突破，底线之柱为突破守住边界。四者构成一条从“降低不确定性”到“释放创新空间”的功能链。

制度之柱的功能是“降低不确定性”。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之所以是“特色”，恰恰在于它要在党的领导和市场逻辑之间建立一套稳定的权责预期。前置把关越有实质内容，企业面对长周期创新投入和战略性布局时就越有制度底气。国资委专题会议强调“推动企业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进一步加强对企业‘一把手’监管，推动党的领导更好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其功能指向正在于此：制度不是“管住”企业，而是使企业在不确定性中拥有可预期的决策框架。

组织之柱的功能是“缩短转化半径”。 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必须体现为从组织优势到产业优势的转化效率。2025年中央企业牵头或参与全部22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研发投入达到1.1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超过12万亿元。这些数字背后如果没有一线组织形态对力量集结方式的改变，是难以持续的。华电集团北京燃料物流有限公司的实践表明，“以党建链串联业务链、创新链”，建立“需求、资源、项目、成果”四张清单，使党组织的协调能力直接作用于保供控价与能源安全的具体场景，正是“缩短转化半径”的可操作形态。金思宇所论的“党建+”模式，其深层含义正在于此：党建不是给业务“加”一道程序，而是给业务“加”一种只有组织优势才能提供的行动能力。

人力之柱的功能是“把制度势能转化为攻坚动能”。 在干部“能上能下”已经制度化的背景下，本次指示要求“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指向的是在“下”的通道打开之后，如何让“上”的人具备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判断力。蔡奇同志特别强调“选优配强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金思宇在分析央企转型时曾指出，央企的核心跃迁在于从“依赖资源的巨无霸”转向“依靠技术创新的领头雁”、从“被动执行政策的国家队”转向“主动开辟新赛道的先锋队”。这一判断的实质是：功能性激活对“一把手”的要求，已经从“守住底线、不出事”升级为“在不确定性中作出方向性判断、并为判断承担政治责任”。

底线之柱的功能是“让创新者在边界内获得最大自由”。 压紧“两个责任”、紧盯高风险环节，与“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是同一功能的两面：前者划定不可逾越的边界，后者保障边界之内的探索不被无谓的顾虑所抑制。功能性监督的最高标准，不是查办了多少案件，而是能否使企业在高风险领域既不失序、又不失速。

四柱一体的逻辑，最终收敛于“顶”的位移。国资委在座谈会当天下午即以“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部署“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引领、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基层基础工作、正风肃纪反腐、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等六个方面质效。这种“即时响应”的节奏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功能性激活的时钟，从指示传达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走动。

四、功能性激活的限度与条件

功能性激活的命题有其边界，承认边界恰恰是使“赋能”概念保持分析力量的前提。

第一，功能激活不能替代制度供给。 没有前置研究事项清单的规范化，判断性前置就无从谈起；没有权责边界的清晰化，“一把手”的专业判断就可能滑向个人专断。功能是在制度框架内被激活的，而不是在制度真空中被召唤出来的。

第二，功能激活的检验权不能留在党建系统内部。 如果评价功能性激活的指标仍然由党建部门自行设定和采集，就很容易生产出“看起来很有功能”的合规材料。真正的检验权必须交给企业发展的实绩：核心功能是否增强、核心竞争力是否提升、新质生产力是否形成、产业链安全是否得到保障。这要求党建考核与企业经营考核之间建立结果层面的贯通，而非仅仅是部署层面的并列。

第三，功能激活需要容错机制的制度化而非个案化。 严管与厚爱之间，不能依靠“松紧调节”的相机抉择，而需要可辨识、可援引的规则。容错清单的清晰度、问责裁量的说理性、“为公”与“谋私”界分的可操作性，决定了底线之柱究竟是支撑高质量发展之顶，还是在其上方悬置一道无形的天花板。唯有使“为公试错”具有制度化的可预期性，才能使从严监督的“紧”不传导为创新投入的“退”。

结语

从2016年到2026年，国企党建走过的十年，是一个从“使制度存在”到“使制度产生功能”的过程。本次重要指示的理论分量，不在于提出了多少全新的概念，而在于它将评价的最终标尺从“做了什么”推向了“做成了什么”。当“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总纲，当“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提供坚强保障”成为全部工作的归宿，国企党建便不再是一个可以与业务相分离的“工作板块”，而成为国有企业治理能力的内在构成。功能性激活不是一次可以宣告“完成”的行动，而是一种需要持续维持的治理状态：制度必须持续降低不确定性，组织必须持续缩短转化半径，人才必须持续产出判断，监督必须持续提供可预期的边界。新征程上，国有企业唯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国之大者”内化为企业治理的方向性判断，在“根”深“魂”固的基础上完成从“结构在场”到“功能在场”的第二次飞跃，才能真正使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优势与竞争优势，在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全局中承担起“国之重器”的使命。

作者简介：金思宇，国务院国资委原副局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长期从事国资国企改革、企业党建与宣传思想工作、企业文化与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