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远望智库产业顾问、经济学家)

一、政策已经跑到前面,商业模式还在后面追

前两篇分别写了供给侧的华电和需求侧的中国移动。这一篇跳出企业,谈更根本的问题:算电协同到底怎么赚钱,又卡在哪些规则上。

先给一个判断:政策端已经相当完整,产业端刚刚“从0到1”,而商业模式和监管细则之间,还隔着一段明显的距离。

政策密度是罕见的。2026年“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被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5月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印发《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初步构建安全、绿色、经济的能源保障体系,到2030年实现质的突破。制度框架上,发改能源〔2025〕650号文与〔2026〕688号文前后衔接,后者确立“多用户绿电直连”规则,明确优先支持算力设施等新兴产业开展绿电直连。

落地进度也不慢。截至2026年9月底,全国已有24个省份发布绿电直连配套文件,各地已批复算力设施绿电直连项目12个,占已批复绿电直连项目的比例超过10%。虚拟电厂侧,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建成投运项目达592个,最大调节能力2042.8万千瓦,提前实现2027年不低于2000万千瓦的目标。国家能源局进一步给出需求侧的量级判断:“十五五”时期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将达到8000亿千瓦时左右,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上下。这意味着算电协同不是一个小众试点议题,而是未来五年电力需求增量的重要构成。

但行业专家的评价相当冷静:我国算电协同整体仍处于政策加速落地、示范项目持续扩容的起步阶段,可持续商业模式仍在探索中。这句话是理解全局的钥匙——项目能批、能建,不等于能算得过账、能长期跑通。

二、四种赚钱方式,赚的不是同一种钱

把散见的实践归纳一下,算电协同目前主要有四条商业路径,风险收益结构差别很大。

第一种:物理直供,赚“线路+长约”的钱。 新能源企业投建专用线路直接向数据中心供电,通过物理电量交割,合同期通常10—15年,主要适用于大型数据中心;输电价格按核定价格执行,约0.05—0.08元/千瓦时。这条路的优点是现金流清晰、可预期,缺点是先期资本开支重、专线利用率高度依赖单一客户的存续,本质更像“能源基础设施+长期租约”。在具体项目中,已经有绿电专线直供叠加10—15年期CPPA将数据中心用电成本压至0.36元/千瓦时左右的案例,说明直供的经济性在特定资源条件下可以跑出来,但前提是源、荷、线三者必须高度匹配,容错空间很窄。

第二种:虚拟交易,赚“价差+议价”的钱。 发电企业与数据中心通过电力交易中心签订长期购电协议(CPPA),价格双方协商、可低于目录电价,合同期约5—10年,以虚拟计量结算,多用于中小型和分散式数据中心。这条路轻资产、可复制,但收益暴露在市场价格波动之下,对交易能力要求高。CPPA的核心困难不在“能不能签”,而在“签了之后怎么执行”:合同期内的实际用电量难以准确预估,框架协议之下还需要逐年协商电量安排,负荷增长节奏一旦偏离预期,要么发电方承担余电风险,要么用电方承担缺口暴露。本质上,CPPA赚的是双方对远期电价走势判断的差额,而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绿电直送”。

第三种:柔性调节,赚“电网调节服务”的钱。 这是2026年最值得注意的新变化。2026年5月,中国联通韶关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广州及湛江数据中心依托广东“粤能投”虚拟电厂平台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交易,成为国内大型数据中心首次以虚拟电厂形式参与现货交易。具体的调度逻辑已经跑通:电价较低的10:00—14:00时段调增算力任务、提升负荷,电价较高的16:00—20:00时段调减非紧急任务、压减负荷,实现“算随电动”。湖北的样本同样具体:两家算力中心共1.5万千瓦柔性算力负荷纳入虚拟电厂资源池,完成华中区域首笔“算电协同”市场化交易,测算企业用电成本下降约6%。

这里的钱来自“时间差”:算力中心电力成本约占总成本的40%到60%,而AI训练、仿真计算等大量任务并非实时刚性用电,具备在时间维度上腾挪的空间。新能源大发时多干活,电力紧张时少用高价电,赚的是现货价差和辅助服务收益。但需要清醒的是,能“挪”的负荷比例决定了这条路的上限——推理业务和在线服务对连续性要求高,可调节裕度远小于离线训练,6%的成本下降是一个有意义的起点,却不足以成为所有算力设施的通用解。

第四种:平台服务,赚“能碳托管”的钱。 零碳园区把绿电供应、微电网、储能、能碳管理、认证服务打包,向园区企业收服务费。这条路的想象力在于从“卖电”转向“卖方案”,但也是最容易做成“面子工程”的一条——因为收入依赖客户规模和数据可信度,而不是依赖装机容量。

四种模式叠在一起,才能构成完整的算电协同生意。只投线路,是包工头;只做交易,是贸易商;只有把负荷柔性、数据能力和碳资产管理起来,才可能成为新型电力系统里的长期玩家。而当前真正的短板恰恰在第四种:前三者已经有了可计量的现金流,第四种的收费基础——可核查的绿电属性和碳减排量——仍在制度补齐的过程中。

三、五道监管坎,道道都影响“能不能算得过账”

商业模式跑不通,多数时候不是技术不行,而是规则没到位。以下五道坎,按影响紧迫度排序。

第一道:费用怎么摊,尤其是容量电费这笔固定账。 这是当前经济性最大的单一约束。按发改价格〔2025〕1192号文的单一容量制,月度容(需)量电费等于按现行政策缴纳的容(需)量电费,加上“所在电压等级现行电量电价标准×平均负荷率×730小时×接入公共电网容量”;该机制下自发自用电量免缴系统运行费与上网环节线损费,输配电环节成本可降约一半、单度电节省约0.1元。

问题不在公式本身,而在参数的可得性与一致性。平均负荷率由电网企业测算、经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后公布,但各省进度参差:山东明确由国网山东电力每年随代理购电价格表公布,2026年数值应于9月底前发布;浙江已核定58.17%并明确随省级输配电价调整同步更新;新疆、广西也给出了测算口径。这意味着“无参数可用”的局面在部分省份正在缓解,但全国范围内仍有相当数量的省份未将这一参数常态化公开,企业跨省比选项目时面对的是口径不一的测算基础。公式公开、参数公布节奏不一,投资回报就只能建立在假设之上,这对央企的立项审批和民营资本的长期决策同样构成实质障碍。同时规则本身也有硬边界:并网型项目须公平承担输配电费、系统运行费、政策性交叉补贴等费用,且不得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

第二道:责任界面与安全约束,谁为停电和波动负责。 688号文把这件事写得比较清楚:项目主责单位承担因自身原因造成供电中断的责任,按“谁产生、谁负责”原则划分;并网型项目与公共电网各自在责任界面内履行电力安全风险管控责任。同时还有几项硬约束:年自发自用电量占总可用发电量不低于60%、占总用电量不低于30%(2030年前新增项目不低于35%);投产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在消纳困难时段不得向公共电网反送电。

这些条款的意图很清楚:防止绿电直连变成“变相卖电给电网”,也防止过度增加公共电网消纳压力。但对投资方而言,意味着收益上限被制度性锁定,项目必须靠内部源荷平衡而不是靠上网套利。一个容易被低估的后果是:30%的“占总用电量”下限与60%的“占总可用发电量”下限方向相反,前者要求项目必须从新能源获取足够比例的电力,后者要求新能源发出的电必须被本地消纳掉足够比例。两者的交集越窄,项目在风光出力波动面前的灵活性就越小,安全责任条款由此从“事故追责问题”变成了“日常经营约束”。

第三道:市场身份与报价权限,新型主体还在“半入门”状态。 688号文规定并网型项目以新型经营主体身份注册,原则上作为整体参与市场,初期可“报量不报价”参与现货,条件成熟时过渡到“报量报价”。“报量不报价”意味着接受价格、不能影响价格,收益空间被压缩。虚拟电厂侧同样存在规则缺口:尽管部分省份已出台实施细则,对调节容量、注册流程、结算方式作出规定,但全国层面的准入条件和结算口径尚未统一,数据中心作为“柔性负荷”与常规工业负荷在调节品质、响应速度上的差异,也没有在报价和考核规则中被充分体现。“能参与”和“能靠参与赚到钱”之间,还隔着一层需要逐省填平的规则差。

第四道:环境权益如何确权,绿电、绿证、碳不能重复算。 这是零碳园区能否变现的命门。688号文给出了技术路径:按内部实际新能源发电量扣减上网电量确定自发自用电量,内部各用户按时段用电量占比分配,实现小时级匹配,绿证按有关规定核发、划转、核销。但行业层面的堵点仍在:碳市场的配额核算方式与绿电消费核算之间尚未形成统一的方法论标准,企业在同时参与碳市场履约和绿电消费考核时,面临重复计算或抵扣规则不清晰的困境。绿电溯源、绿证核发与碳减排量核算标准需要统一,推动绿电消费与碳减排量核算互认,算力企业用绿电的环境效益才有可能在碳市场中变现。标准不互认,环境价值就只能停留在ESG报告的叙事里,而无法进入项目的收入表。

第五道:数据与标准底座,“可核查”比“看起来绿”更重要。 核算规则正在补齐:国家标准项目《园区能耗和碳排放核算通则》已进入制定程序,将规定核算边界、核算方法、数据质量管理、报告编制及核查要求。零碳园区的验收标尺已经明确:核心指标是“单位能耗碳排放”,年综合能耗20万—100万吨标准煤的园区需≤0.2吨/吨标准煤,100万吨以上的≤0.3吨/吨标准煤,且绿电直接供应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建成后的单位能耗碳排放约0.25吨/吨标准煤,仅为当前全国园区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这把尺子的严格程度可见一斑。

需要反复提醒的是,2025年12月公布的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是“建设名单”,不是授牌名单。官方表述明确:“入选建设名单不代表已经建成零碳园区”,须经建设期、达标后申请评估验收,通过验收才正式成为国家级零碳园区。把“入选”当“建成”,把“建设方案”当“验收结果”,是当前不少地方宣传中反复出现的误读,也是“挂牌热、实效冷”的认知根源。

四、三条建议:把规则做实,把账算实

给监管者:把“参数透明”和“跨区畅通”当成最优先的公共品。 相比再发一份鼓励性文件,更有用的是把平均负荷率、容量电费结算口径等参数按省、按年、按统一格式公开,让企业能在同一把尺子下做确定性测算。浙江核定58.17%、山东明确公布时限是正确方向,需要的是从“部分省份有数”变成“所有省份有数、数可比较”。同时打通跨省跨区绿电交易与结算规则,否则“西部绿电送东部”始终卡在省间壁垒上。监管方式上宜分级分类、包容审慎:对现货报价、虚拟电厂准入可设过渡期与试点容错,避免一刀切门槛把尚在发育期的柔性调节能力挡在门外。

给企业:把“可核查的数据能力”当成核心资产,而不是把装机当核心资产。 四种模式里,长期壁垒都不在设备,而在能否证明“这一度电是绿的、这一吨碳是减的、这一次调节是真实发生的”。直供模式拼的是源荷匹配精度,交易模式拼的是远期曲线判断,调节模式拼的是负荷可调裕度的真实边界,平台模式拼的是计量与核查的可信度。四者共同的地基是数据,不是规模。同时要避免同质化:如果各家都去做同名“零碳园区平台”,重复建设与低价竞争几乎注定。企业应把平台建在自己真正擅长的地基上——电源侧资源强的做直供与源网荷储,客户与数据能力强的做能碳服务与聚合调节。

给园区与地方:警惕“挂牌热、实效冷”,先建数据底座再谈品牌。 零碳园区的验收靠核心指标和数据核查,不靠牌子数量。建议把能碳管理平台、分表计量、第三方核查这三件事前置为开工条件,而不是验收前突击补材料。一个园区在建设名单里待了三年,验收时拿不出逐时段的绿电匹配数据和可追溯的碳核算底稿,牌子就只是一块牌子。

五、结语:算电协同的竞争,最终是规则与账本的竞争

回头看,算电协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算力用了多少绿电”,而是它逼着电力、算力、碳三个体系同时改规则:电力要承认负荷可以双向调节,算力要承认任务可以跟着电走,碳核算要承认环境权益必须可追溯、不可重复计算。

这四条商业路径,本质上是在同一个不确定性上做四种下注:下注线路、下注价差、下注灵活性、下注数据。而五道监管坎,决定了这些下注能不能变成可复制的长期生意。目前已经跑出来的样本——广东的现货响应、湖北的6%成本下降、部分省份的参数公布——证明“从0到1”是可行的;但从“一个项目算得过账”到“一批项目可以重复算账”,中间隔着的正是规则的一致性。

如果容量电费参数能在全国范围内按统一口径公布、责任界面能在安全约束与商业可行性之间找到更精细的平衡、报价权限能随调节能力成熟逐步放开、绿电与碳能实现互认且不重复计算、数据能被第三方核查,算电协同就会从“示范项目”变成“主流模式”;反之,再多的政策文件也只能催生一批漂亮的案例集,而无法沉淀为可复制的资产类别。

对参与其中的企业来说,判断标准其实很朴素:别只看项目批没批,要看账能不能算、算完能不能重复。

(作者系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远望智库产业顾问、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