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科技评价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指挥棒”和“风向标”，其导向直接关乎科研生态的健康与活力，关乎创新人才的成长与涌现，更关乎科技强国战略的成败得失。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破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改革，先后出台《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等系列文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然而，科技评价中的沉疴痼疾仍未根除，“帽子”惯性依然顽固，学术浮华之风时有抬头，急功近利倾向尚未根本扭转。正如钱学森先生生前所忧虑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振聋发聩的“钱学森之问”，其深层答案之一，正在于僵化的评价体系扼杀了创新者的好奇心和创造力。面对全球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严峻形势，唯有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革故鼎新的魄力，进一步深化科技评价改革，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核心导向，方能真正破除桎梏，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激发创新创造的磅礴力量。

一、回归本源：以“真贡献”重塑评价标尺

科技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精准识别和有效激励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活动，引导科研力量投向国家急需、人民期盼的关键领域。然而，当前部分领域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实效”的顽疾，论文发表数量、期刊影响因子、奖项层级被简化为衡量科研人员价值的“硬杠杠”，导致科研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指标游戏”和“数字竞赛”。这种评价异化不仅催生了“短平快”式成果泛滥，更使真正需要“十年磨一剑”的重大原始创新缺乏生长土壤。

从数据分析来看，2016年至2022年间，中国SCI论文发表数量年均增长约8%，稳居世界第二位，但篇均被引频次与世界一流水平仍存在差距。与此同时，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长期徘徊在6%左右，与发达国家15%-25%的水平相比差距明显。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这些数据深刻折射出评价导向偏差带来的结构性失衡——论文“数量繁荣”背后，是原始创新不足与转化应用乏力的“质量隐忧”。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评价重在按科研规律办事，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这意味着，必须彻底打破“数论文、比奖项、看帽子”的惯性思维，建立以“真贡献”为核心的多元评价体系：基础研究应着重评价原始创新能力和科学价值，关注是否提出了新理论、新方法、新学说，是否开辟了新领域新方向；应用研究应突出技术突破和产业贡献，关注是否攻克了“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是否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难题；成果转化则应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注技术是否走向生产线、产品是否惠及民生、产业是否实现升级。金思宇研究员在《以制度创新激活人才“第一资源”》一文中强调：“科技评价改革的核心要义在于回归创新的本来逻辑——让创新活动从‘向纸要成果’转向‘向实践要答案’，让科研人员从‘论文赛道’转向‘贡献赛道’，这不仅是方法的调整，更是价值观的重塑。”唯有将评价标尺精准对准创新本质和实际贡献，才能有效引导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潜心钻研、攻坚克难，产出更多“从0到1”的突破性成果。

二、分类施策：打破“一刀切”的僵化模式

科研活动具有鲜明的多样性特征，不同领域、不同阶段、不同岗位的评价标准不应整齐划一。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机构功能定位各异，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创新路径不同，若长期采用单一维度的评价模式，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擅长发论文者备受青睐，精于解难题者却遭冷落，善于搞转化者更被边缘化。

深化分类评价改革，需构建差异化、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对基础研究实行长周期考核，宽容失败、鼓励探索，建立5-8年的稳定支持周期，让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对应用研究突出市场检验和产业需求导向，以企业认可度、行业引领力、产业贡献度作为重要标尺；对技术转移转化注重效益评估，重点考察技术合同成交额、孵化企业数量、带动产业规模等实实在在的指标，让更多成果走出“论文堆”、走上生产线、走进国民经济主战场。

国内已有积极探索的成功范例。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自2018年起推行以“重大科学问题”为导向的评价机制改革，实行代表作制度，规定科研人员每年仅需提交1-2项代表性成果参与评价，重点阐述其创新点和科学贡献。实施五年后，该院在神经科学、表观遗传学等前沿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Cell、Nature、Science及其子刊论文质量显著提升，其中“体细胞克隆猴”成果入选国际科技进展年度亮点。南京大学自2014年起推行“三三制”人才评价改革，将教师分为教学为主型、科研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三类，实行差异化考核，教师职称晋升中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等量齐观。改革实施以来，该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奖数量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同时高水平论文产出稳中有升，形成了教学相长、教研互促的良好局面。

金思宇研究员进一步指出：“分类评价的关键在于尊重知识生产的内在差异性。数理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创新节奏不同，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成果形态迥异，唯有用差异化的尺子丈量差异化的贡献，才能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创新生态。”基于此，必须建立“代表作”制度，严格限制参评成果数量，推行小同行评议和国际评审，坚决摒弃“以刊评文”“以奖代评”的简单化做法，让科研人员从繁琐的“计工分”式考核中真正解放出来，把有限精力聚焦于创新本身。

三、破除“帽子”迷思：让能力说话，凭实绩立足

“帽子”本应是学术荣誉的自然象征，却在长期异化中演变为资源分配、利益获取的“通行证”和“硬通货”。据统计，目前国家层面各类人才计划超过30项，省市层面仿效设立的“地方版”人才项目更是不计其数，形成了庞杂的“帽子”体系。“帽子”与科研经费、薪酬待遇、招生名额、职称晋升全面挂钩，导致“帽子”竞争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以帽取人”“唯帽是举”的畸形现象。

更令人忧虑的是，“帽子”一旦到手，往往“一劳永逸”“一评定终身”，缺乏动态评估和退出机制。“头衔化”“终身制”背离了学术荣誉的本来意义，加剧了学术资源向少数“帽子人才”过度集中，广大青年科研人员和“非帽子”群体发展空间被严重挤压。据中国科协相关调查显示，40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中，超过65%认为“帽子”在项目申报、职称评审中起决定性作用，近半数受访者表示因“没有帽子”而在资源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这种“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严重挫伤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更导致了学术生态的“阶层固化”。钱学森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告诫：“科学技术工作不能搞‘花架子’，不能用‘头衔’代替真才实学。真正的科学家是用成果说话的，不是用头衔说话的。”这番话语穿越数十载光阴，至今仍振聋发聩。

整治“帽子化”乱象，关键在于釜底抽薪，剥离“帽子”背后不合理的利益链条。要系统改革人才计划体系，大幅精简整合各类人才项目，建立动态调整和退出机制，打破“一评定终身”的固化格局；在项目评审、岗位聘任、薪酬分配中，坚持“不简单以帽子定高低”的原则，而是以实际创新能力、代表性成果和真实贡献论英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无论是学术“大牛”还是青年“青椒”，是名校毕业还是“非科班出身”，只要能为国家科技创新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就应当获得平等的支持和发展机会。

深圳华大基因在人才评价方面的探索提供了有益启示。该企业推行“以贡献论英雄”的评价体系，研发人员不论学历背景和职称高低，只要在基因测序技术突破、临床应用转化中作出关键贡献，即可获得与“帽子”人才同等甚至更高的薪酬待遇和资源支持。正是这种“不唯帽子唯贡献”的鲜明导向，使华大在国产基因测序仪研发、火眼实验室建设等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唯有打破“帽子”崇拜的迷思，才能让科研生态回归纯粹与公平，让真正有才华、有能力、有抱负的科研人员脱颖而出，让青年人才在创新一线“挑大梁、当主角”。

四、净化学风：以诚信为基石，树清风正气

学术诚信是科技创新的生命线，是科研生态的根基所在。当前，论文造假、数据篡改、图像伪造、成果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仍时有发生，严重侵蚀学术共同体的公信力，破坏科研生态的健康根基。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开通报，2020年至2023年期间，共查处科研不端案件400余起，涉及论文数据造假、图片重复使用、抄袭剽窃、代写代投等多种类型。这些案例仅仅是冰山一角，其背后折射出的“急功近利、浮躁浮夸”学术风气令人警醒，反映出评价机制扭曲之下部分科研人员心态失衡、行为失范的深层问题。

从全球视角来看，学术不端已成为国际科学界共同面临的治理难题。据Nature 2023年发布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约28%的研究人员曾目睹或知晓所在机构的学术不端行为，而“发表压力”被列为造假动机之首。国际期刊因数据问题每年撤稿数量持续攀升，其中中国作者撤稿占比偏高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2023年，国际学术期刊因学术不端撤稿的中国作者论文超过1400篇，涉及数百家国内科研机构。这一数据无疑敲响了警钟：中国的学术诚信治理已经到了必须下猛药、出重拳的关键时刻。

深化评价改革，必须与学风建设同向发力、协同推进。具体而言，应着力构建“五维一体”的科研诚信治理体系：一是在制度层面，完善科研诚信法规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科研诚信档案和负面清单，对学术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和“终身追责”，让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二是在教育层面，将科研伦理和学术规范教育纳入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的必修课程，从源头培育学术诚信意识；三是在技术层面，建立全国性的科研数据共享平台和图像查重系统，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提升不端行为发现能力；四是在评价层面，将科研诚信表现作为职称评审、项目申报的前置条件，实行“一票否决”；五是在文化层面，大力弘扬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内核的科学家精神，倡导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学术品格，讲好中国科学家的诚信故事和报国情怀。钱学森先生曾深情寄语科技工作者：“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一个科学工作者，首先应当是一个诚实的人。”这份科学道德的自律要求，应当成为每一位科研人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精神圭臬。

值得关注的是，学术风气正在发生积极变化。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率先实施“全链条科研诚信管理”，从数据管理、实验记录、论文发表到成果转化，对科研活动进行全流程诚信监督，并引入第三方独立审计机制。该院近三年来实现“零撤稿”，科研产出质量显著提升，成为全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标杆。唯有筑牢诚信底线，树立清风正气，才能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专心致研，在全社会形成“比贡献、比创新、比实效”的浓厚氛围。

五、国际镜鉴：他山之石与本土探索

从国际比较的视野审视，科技评价改革是全球科技强国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必须立足国情，走中国特色科技评价改革之路。

欧洲的“旧金山宣言”与“莱顿宣言”提供了重要参考。2013年，全球百余位科学家和学术期刊编辑在美国旧金山共同发表《研究评价宣言》（DORA），呼吁停止以期刊影响因子作为评价单篇论文质量的替代指标。此后，欧盟在“地平线2020”计划中全面推行DORA原则，要求各参与机构在项目评审中“不看期刊看论文”。2015年发布的《莱顿宣言》进一步提出10条量化评价原则，强调评价指标的适切性、数据收集的透明性、评价维度的多元性。荷兰乌得勒支大学自2019年起实施“开放科学”评价体系，将数据共享、代码开源、公众科普等纳入教师晋升考量，实现从“发表多少”向“分享多少、影响多广”的转变。

德国的“科研综合体”评价模式同样值得借鉴。马普学会作为全球基础研究的标杆机构，实行以“所内同行评议+国际外部评估”为核心的双轨制评价体系。每五年一次的国际评估由全球顶尖科学家组成评审团，重点考察研究所的学术声誉、突破性贡献和人才梯队建设，不统计论文数量，不核算影响因子，而是“以科学对话为核心”——评审专家逐一与每位PI（课题组长）面谈，深入讨论研究思路和未来方向。这种评价模式的核心精神是“信任专业判断，尊重科学规律”，为德国持续产出诺贝尔奖级成果提供了制度保障。

美国的“PI制”与“代表作”文化亦有其独到之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项目评审采用“五维评分法”，从“重要性、创新性、研究方法、研究环境、PI能力”五个维度综合评价，其中“创新性”权重最高。在职称晋升中，美国顶尖高校普遍实行“代表作深度评审”，由校外小同行专家对3-5篇代表作进行逐篇评析，重点考察其在领域内的影响力、突破性和引领性。

与西方改革路径相比，中国的科技评价改革具有鲜明的后发优势和体制特点。西方改革多由学术共同体自下而上发起，周期较长、协调难度大；而中国依托新型举国体制，通过顶层设计统筹推进，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系统性变革。同时，中国改革面临更具挑战性的“规模命题”——如何在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科研队伍的条件下实现精准评价，如何在追赶阶段与并跑领跑阶段交替之际灵活调整评价导向，都是西方经验无法直接给出的答案。中国正在探索的“揭榜挂帅”机制，在重大攻关任务中直接以“能否解决问题”为唯一评价标准，不看履历不看帽子，这种“实战导向”的评价模式在国际上也具有首创意义。中国农业科学院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求，设立“玉米抗病育种”揭榜挂帅项目，不问申报者职称高低，只看技术路线可行性和攻关决心，最终由一位副研究员领衔的团队成功揭榜，仅用18个月便攻克了玉米抗南方锈病关键基因的挖掘与应用难题。这种“赛场选马”式的评价机制，打破了传统项目评审中论资排辈的窠臼。

因此，中国的科技评价改革既要吸收国际成熟经验——如代表作制度、小同行评议、国际评审等，更要在新型举国体制框架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模式——如重大任务“揭榜挂帅”、攻关团队“赛马制”、成果转化“实战检验”等，走出一条符合科研规律、彰显制度优势、适应发展阶段的中国科技评价改革新路。

六、系统推进：构建协同高效的改革生态

科技评价改革绝非单兵突进、一招制胜，而是涉及制度设计、资源配置、文化氛围、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工程。必须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改革思路，以系统性思维整体谋划、协同推进。

一要强化顶层设计，形成改革合力。 统筹推进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三评”改革联动，打通政策衔接的“最后一公里”。建议由科技主管部门牵头，联合教育、人社、财政等部门，制定科技评价改革中长期路线图，明确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节点，避免政出多门、标准不一。同时，建立改革成效评估机制，定期对各部门、各地方改革推进情况进行评估督导，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二要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 大幅度减少竞争性项目比例，将中央财政科技经费中稳定支持比例从目前的不足40%逐步提升至60%以上，让科研人员从“找钱”的焦虑中解脱出来。试点推行“一揽子”资助模式，对优秀科研团队给予5-8年的长期稳定支持，赋予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自主权。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若将科研人员用于项目申报、中期检查、财务审计、结题验收等事务的时间从目前的约30%压缩至10%以内，相当于在不增加人员编制的情况下，全国有效科研人力增加近20%，这一巨大的“制度红利”亟待释放。

三要完善政策保障，激发创新活力。 加快修订《科学技术进步法》实施细则，将分类评价、代表作制度、长周期考核等改革举措纳入法治化轨道。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明确科研人员可获得成果转化净收益的合理比例，让真正作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名利双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对原始创新中的探索性失败给予充分宽容，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四要构建多元参与的评价治理体系。 改变过去行政主导、内部循环的评价模式，构建政府引导、学术共同体主导、第三方机构参与、社会监督协同的多元评价治理格局。充分发挥学会、协会等学术共同体在同行评议中的主体作用，培育若干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建立评价机构和评审专家的信用记录和责任追溯机制。对评价中的失职渎职、人情评审、利益输送等行为实行严格问责，确保评价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公信力。

五要善用数字化手段赋能评价改革。 建设全国统一的科技评价信息化平台，实现科研成果、项目信息、人才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辅助识别创新成果的真实贡献和影响力，减少人为因素干扰，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精准度。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评价流程全链条留痕、可追溯，有效防范评价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

金思宇研究员在《新时代科技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中系统论述道：“科技评价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需要从‘管理思维’转向‘治理思维’，从‘行政驱动’转向‘制度驱动’，从‘短期绩效’转向‘长期价值’。唯有以治理现代化的视野推进改革，才能真正构建起与科技强国目标相匹配的评价生态。”

七、放眼未来：以改革实效赋能科技强国建设

“破四唯”非一日之功，深化改革需久久为功。钱学森先生晚年曾反复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光靠‘数量’，更要有‘质量’。我们不仅要有一流的实验室和仪器设备，更要有一流的科学文化和评价机制。”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科技体制改革大幕，到新时代“破四唯”“立新标”系统推进，改革始终指向激发人才活力、释放创新潜能这一核心目标。这场改革已不仅关乎评价方式的调整，更是一场涉及科研范式转换、创新文化重塑和治理能力提升的深刻变革。

展望未来，深化科技评价改革需要把握好三对关系：一是破与立的关系——“破四唯”只是第一步，“立新标”才是关键，必须同步构建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替代性评价体系，避免“破而不立”导致的评价真空和标准失序；二是先立后破与先破后立的关系——在具备条件的领域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在体制机制相对成熟的机构率先突破、形成示范，循序渐进推进整体改革，防范因急于求成而引发新的问题；三是学术逻辑与行政逻辑的关系——充分尊重学术共同体在评价中的主体地位，行政力量应更多聚焦于制度供给和环境营造，而非直接干预具体的学术评价过程。金思宇研究员对此精辟概括：“科技评价改革的实质，是在行政逻辑与学术逻辑之间找到平衡点，在短期目标与长期战略之间架起连心桥，在个体激励与系统优化之间实现动态均衡。”唯有妥善处理好这三对关系，改革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从正定“人才九条”以破格之举广纳天下贤才，到新时代以系统之策破除“四唯”痼疾、树立贡献导向，改革的精神一脉相承，改革的方向愈加清晰。站在建设科技强国的历史方位上，我们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近年来，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首位，高被引论文数量跃居全球第二，在量子信息、铁基超导、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取得了一批世界领先的原创成果。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持续深化的科技评价改革密不可分。

更令人振奋的是，科技评价改革的“化学反应”正在释放巨大红利。2023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首次突破2200亿元，同比增长11.6%；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超过77%，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凸显；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6万亿元，科技成果转化驶入“快车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24》显示，中国排名跃升至第10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这些历史性跨越，正是改革释放创新活力的有力注脚。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人才结构的积极变化。据教育部数据，2023年我国理工科博士毕业生中，在基础研究领域就业的比例较2018年提升了12个百分点，更多优秀人才选择投身“从0到1”的原创探索。与此同时，青年科研人员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的参与比例已超过60%，在项目负责人中的占比达到35%，较改革前大幅提升。一批“80后”“90后”科学家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中坚力量。这些数据背后，是评价改革“指挥棒”引导人才合理流动和结构优化的生动体现。

这些成就的取得充分证明：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活力；哪里有突破，哪里就有发展。同时也要清醒看到，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相比，我们的科技评价体系仍有不小差距，改革仍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金思宇研究员多次强调：“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路径已经清晰，关键在于执行力和持久力。要防止改革在‘最后一公里’变形走样，防止好政策在‘微观落实’中被消解架空。”唯有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更宽视野、更强担当优化创新生态，让“比贡献”成为时代强音，让“重实效”成为行动自觉，才能让更多创新成果如雨后春笋般竞相涌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竭的创新动力。

“大浪淘沙，方显真金本色；风雨过后，更见青松巍峨。” 科技评价改革正处在深水区和攻坚期，唯有着眼长远、保持定力，以改革破难题、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聚人才，方能在这场深刻变革中重塑科研生态、激发创新活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钱学森先生若能看到今日中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和评价改革纵深推进的局面，当感欣慰——而我们这一代人，更当以不辱使命的决心和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将改革进行到底，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风清气正、活力奔涌的创新沃土。

（作者金思宇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