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引言：一份通报的政治分量


2026年10月1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对自然资源部原党组成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张建龙的审查调查结论：开除党籍，取消待遇，收缴违纪违法所得，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日，社保基金会原副理事长王文灵、人保集团原副总裁俞小平亦被处理。三名中管干部同日公布处理结果，本身就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全面从严治党的节奏没有放缓，纪律的刚性不因领域、层级而有所区别。


通报的措辞值得逐句对照：“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错位，对党中央有关要求只表态不落实”“对抗组织审查”“在干部选拔任用、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大搞权钱交易”。次日，自然资源部党组召开会议，在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的同时，提出六个“要”：凝心铸魂、加强党性修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反腐败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这六个“要”不能仅仅读作一个部委对个案的善后性表态。它的真正分量在于，恰好对应了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首次系统部署的“严肃纠治五种‘主义’”。人民网党建评对此有一个判断：“五个‘主义’看似是作风层面的‘小毛病’，实则是政策执行‘打折扣、搞变通’的关键所在”，且“往往是腐败滋生的‘孵化器’”。这意味着，纠治五种“主义”不是作风建设领域的一次“加项”，而是对腐败生成机制的一次前置性干预。


口径说明：五种“主义”正式载于2026年1月14日发布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属中央纪委全会公报，而非中央全会公报。第五个是“履责上的好人主义”，非“律己上”。“履责”指向的是带队伍、压责任的组织责任，其外延和刚性均超出个人自律的范畴。这一字之差，决定了纠治的对象不是私人品德，而是责任链条上的系统性失灵。


一、因果链而非清单：五个“主义”为什么必须整体理解


如果仅仅把五个“主义”理解为五种并列的作风缺陷，那么纠治就容易滑向“哪一项突出就抓哪一项”的碎片化治理。全会之所以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恰恰因为五者之间存在传导关系，而非简单的聚合关系。


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构成起点。张建龙通报首句“丧失理想信念”，王文灵通报中“私自携带、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搞迷信活动”“生活奢靡、腐化堕落”，指向的是同一个机理：精神世界的防线一旦松动，不会留下真空，而会被其他东西填充。信仰的溃散往往先于行为的溃败，虽然难以量化，却是一切后续问题的逻辑开端。


政治上的投机主义提供动机。“只表态不落实”之所以被单独点出，是因为它把政治忠诚工具化了：表态的功能不再是表达立场，而是制造“忠诚的表演”，以换取组织信任和晋升资本。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已将这一行为从工作纪律调整到政治纪律，同时增写了对搞部门或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这一纪律定位的变化说明：在党中央看来，“只表态不落实”不是执行能力不足，而是政治忠诚出了问题；本位主义也不单纯是工作方法偏差，而是对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偏离。


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充当手段。张建龙“在干部选拔任用、职工录用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揭示了宗派主义的生成路径：圈子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往往从一次人事“安排”开始，再通过下一次“安排”巩固，逐步将正常的同志关系置换为人身依附。孙力军案的通报为此提供了极端样本——“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控制要害部门”六个字的分量在于，它描述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拉帮结派，而是组织原则被一个平行于正式组织的非正式网络所架空。


工作上的本位主义表现为行为方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非简单的消极怠工，而是一种有选择性的积极：对局部有利的政策加速执行甚至加码执行，对局部不利或需要让渡利益的政策则搁置、变通、拖延。当本位主义与资源富集权力结合时，后果尤为严重。张建龙案涉及的林地占用、专项资金审批、野生动物利用许可等环节，恰恰是“选择性执行”最容易转化为寻租空间的领域。


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则构成前四者得以存续的环境条件。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以“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收束，表明责任落实是整个党建体系的逻辑归宿而非附加环节。好人主义的实质，正是这个“归宿”的悬置：问题被看见，但不被处理；压力被接收，但不被传导。它不直接制造腐败，但它使前四个环节的后果不被及时中止，从而将个体性的违纪转化为生态性的溃败。


五个环节合在一起，构成一条完整的解释链：信念松动制造了可能性，政治投机赋予了动机，宗派结盟提供了组织通道，本位选择完成了利益变现，好人主义则让整条链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免受干预。 正因如此，纠治必须全链条发力，而不能满足于在某一环节“打补丁”。


二、六个“要”的治理逻辑：为什么是闭环，而不是六条平行举措


将自然资源部党组的六个“要”放回上述因果链中观察，其结构性的对应关系便显现出来，而非六条可以任意排列的工作要求。


凝心铸魂，针对的是信念防线；加强党性修养、对党忠诚，针对的是忠诚的真实性问题，而非仅仅“先进性”问题——党性修养之所以构成对投机主义的根本回应，是因为它要求的不是表演出来的忠诚，而是人格层面的统一；树立正确政绩观，拆解的是本位主义的“为谁”之问，“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每一条都在剥离政绩中的私人算计；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反对特权、管好家属和身边人，切断的是作风失守向利益输送转化的通道；保持高压态势、查处“靠资源吃资源”、以案促改，压缩的是宗派网络与本位寻租的生存空间；压紧压实政治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三层递进，最终落在“管所辖”上——好人主义的症结恰恰在前两层尚可维持体面的情况下，第三层选择了不作为。


六个“要”的闭环性质，不在于它们覆盖了六个领域，而在于它们首尾咬合：从思想入口开始，经过政治、组织、工作、作风、反腐，最终回到责任落实；而责任落实的成效，又反过来决定思想防线能否被真正守住。缺少任何一环，链条都会出现可以回流的缺口。


三、政策链条的纵向贯通：从全会部署到换届检验


五种“主义”的纠治并非停留在全会公报的原则宣示层面，它已经嵌入2026年具体的制度安排之中，换届纪律是一个关键观测点。


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的换届纪律“十严禁”，前两条即为“严禁结党营私、搞小圈子”和“严禁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这不是巧合。宗派主义和投机主义在换届周期中具有最强的显形压力：人事更替意味着资源重新分配，圈子需要在新格局中巩固位置，投机者需要在新一轮选拔中兑现“投资”。与此同时，好人主义在这个节点上也最容易以“维护稳定”“不伤和气”的名义选择沉默。因此，换届不仅是人事安排，更是对五种“主义”纠治成效的一次集中压力测试。


《条例》的修订同样在纪律层面完成了前置布局：第五十四条增写对搞政治攀附行为的处分规定，第五十五条新增对结交政治骗子或被政治骗子利用行为的处分规定。政治攀附对应宗派主义的个体行为端，结交政治骗子对应投机主义的操作端，纪律条文与全会部署之间形成了规范上的咬合，而非彼此分离的两套话语。


人民网党建评提出的分阶段监督框架，进一步说明了这种贯通性：规划部署阶段重点盯自由主义与投机主义，防止“选择性执行、象征性落实”；推进落实阶段聚焦宗派主义与本位主义，严查圈子文化和地方保护引发的审批寻租；考核问责阶段紧盯好人主义，打破“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逻辑。三个阶段对应因果链的不同环节，表明纠治设计本身已经具有过程性，而不是运动式的集中清理。


四、几点需要守住的边界


纠治五种“主义”要取得实效，必须防止它在执行中走向自身的反面。


其一，防止“标签化”。 五个“主义”有明确的官方界定和指向，不宜将其扩展为无所不包的“问题筐”。如果基层把一切难以归类的矛盾都塞进这五个概念，纠治就会退化为新一轮的形式主义——用新的标签替代旧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其二，防止“只惩不励”。 全会同时强调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准确运用“四种形态”。纠治投机主义不能滑向对所有干部的不信任，纠治本位主义不能取消地方和部门从实际出发的主动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讲过，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与创造性开展工作并不矛盾。“不折腾”不等于“不作为”，“反翻烧饼”不等于不许改革创新。这条界线一旦模糊，纠治本身就会成为新的束缚。


其三，防止“过度映射”。 官方通报并未以五种“主义”作为张建龙案的定性框架，将具体违纪行为逐条对应到五个概念上，是评论者的分析建构，具有解释功能，但不具有纪律认定效力。因果链框架的说服力恰恰在于它解释的是机制，而不是替代通报去“定性质”。过度映射会削弱框架本身的区分能力，反而使分析失去精度。


结语：换土壤比拔病树更难，也更重要


拔“病树”是必要的，但五种“主义”所刻画的问题，其要害不在某一棵树的病变，而在土壤的理化性质：什么样的环境让信念松动者得以继续占据位置，让投机者得以兑现，让圈子得以运转，让本位选择不受纠正，让看见问题的人选择沉默。张建龙案的查处是拔树，六个“要”指向的是换土。树要拔，土更要换——而且换土更难，因为它要求的不是一次处理，而是一条从思想到责任、从个案到生态的链条持续运转。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地方换届启动之年。把换届“十严禁”与五种“主义”的纠治放在一起看，可以得出一个并不复杂的判断：这场纠治不会随着一份通报的发布而结束，它要检验的是，在人事更替和资源重组的压力下，那五个环节是否真正被制度性地拧紧。对每一名干部而言，最可靠的应对仍然朴素：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对一个系统而言，最可靠的路径也同样朴素：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并且让这种氛围和风气不依赖于某一个人的自觉，而依赖于一条运转有效的责任链条。


（作者金思宇，原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