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

站在虞山之巅，尚湖的水面泛着细碎的金光。波司登总部大楼的玻璃幕墙倒映在水中，像一块冰凌斜插于水天之间。我摸了摸身上这件穿了七年的羽绒服——2018年，波司登登山队正是穿着同款登顶珠穆朗玛峰。指尖陷进蓬松的绒朵里，那种轻柔的暖意，让我想起儿时母亲在煤油灯下为我絮棉袄的模样。只不过，当年絮进去的是家乡的棉花，如今这一身，是一个民族用四十年光阴攒下的底气。

一、燕园里的那件腈纶毛衣

1982年秋，我从上海乘绿皮车北上。三十多个小时的颠簸，窗外的水田渐成黄土。怯生生地踏进北大校门时，梧桐正落着叶子，一片一片，青灰路面上铺满碎金。

临行前，母亲将家里唯一一件新毛衣塞进我的行李——腈纶线织的，紫红色，日光下泛着一层油亮。那是她熬了三个夜晚赶出来的，针脚密如田垄。那是我这辈子穿过最暖的衣裳，暖的不仅是身子，更是一颗离家后无处安放的心。

一天黄昏，我在未名湖畔散步遇见一位老人。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坐在石凳上读一本泛黄卷边的厚书。走近才认出是我们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先生。他抬头，从镜片上方打量我缩着脖子的模样，微微一笑："年轻人，衣服要穿暖。但心里那团火，可比什么羽绒都管用。"

晚风拂过湖面，带来水草的清苦气息。我立在原地，久久无言。一件旧衣，一位先生，一卷残书——那是我对"中国知识分子"最初的印象：布衣可洗白，风骨从不折。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衣要暖身，更要暖心。这是中国制造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

二、荧屏上的那抹中国红

1994年深秋，我在中央党校中直机关分校学习。一夜正在宿舍写稿，忽听走廊有人高喊："快来看！"冲进活动室，荧屏上财经节目主持人杨澜身着大红羽绒服，那红色饱满浓烈，像一团火焰在屏幕上燃烧。

翌日清晨，我拨通了波司登董事长高德康的电话。他操着家乡吴语告诉我："我们刚做出一款面料，水泼上去像滚过荷叶，一滴都渗不进去。"嗓音里压不住的兴奋，隔着电话线都听得真切。

放下电话，我翻开案头的产业资料。那年，中国服装业产量世界第一，出口一件衬衣的利润，却敌不过人家一颗纽扣上的商标。而那件中国红的羽绒服，在国产羽绒服普遍臃肿笨拙的年月里，竟率先收出了腰身，点染了颜色。高德康后来告诉我，第一批样衣下线时，工人们围着看，谁都不敢信：羽绒服，竟能这般好看？

自那时起，我开始留意这个家乡的品牌。每次回常熟，总要去车间转转。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淡淡的鸭绒气息，温热而踏实。看那些雪白的绒朵在分拣机上翻飞跳跃，像一场永不歇止的江南细雪。

三、一封来自静乐的信

1996年，共青团中央启动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彼时我在团中央工作，负责这项计划的策划与具体组织实施。次年，一位名叫孙燕的江苏姑娘作为志愿者，奔赴山西省静乐县辛村故宫希望学校支教。那所学校的前身是静乐县第四完全小学，始建于1952年，1995年由故宫博物院与县乡政府共同出资修建了新教学楼。静乐地处吕梁山区，土地贫瘠，干旱少雨，曾是全国最贫困的县之一。

孙燕是波司登的一名普通女工。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报纸上看到招募启事那晚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便提笔写信。语句朴实如田埂泥土，却带着一种无法推拒的真诚。

恰好那阵子，波司登党委副书记高美真来京开会，我们见面时谈起孙燕，她眼睛一亮："这姑娘是我们车间的骨干，手脚麻利，心眼好。她参加志愿服务是件好事，公司全力支持。"

孙燕成为首批赴山西忻州支教扶贫的青年志愿者之一。静乐的冬天来得早、去得迟，黄土高坡上的风卷着沙粒砸在脸上生疼。她来信说，教室里没有暖气，孩子们的小手冻得像红萝卜，可他们念书的声音，是她这辈子听过最响亮的。2017年，已升任波司登供应链管理负责人的孙燕带队重返静乐，为三所农村中小学送去248件波司登羽绒服。那一抹抹红色跳跃在荒凉的山梁上，恍若冻土上猛然绽放的花。

这件事在团中央与波司登之间传为佳话，也成为企业一张温暖的名片。一家做羽绒服的企业，把暖意从江南水乡送到了千里之外的黄土高坡——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一件衣服的温度，竟可跨越山河。

四、珠峰之巅的五星红旗

2018年冬夜，我加班修改完文件瘫在沙发上。打开手机电视，正播一则新闻：波司登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画面中，队员们屹立于世界之巅，脚下是万年冰雪，头顶是墨蓝穹隆。零下四十度的狂风将五星红旗吹得猎猎作响，那一抹红在雪白背景上，如一道灼烫的伤口，又似一簇不灭的火焰。在高山之巅，一件衣服便是一条命。

那一刻，我蓦然想起三十三年前在常熟第一百货见到的鸭绒服——鼓鼓囊囊，挂在柜台后像一只发酵过度的白馒头。营业员说能扛零下二十度的冷，我那时只当是夸张。可此刻，荧屏里那面在极寒中舒卷的国旗让我恍然：当年那只"白馒头"，早已爬上了世界最高的地方。

后来我才知，为攻克极寒保暖的难关，波司登工程师们在冰柜中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反复测试绒朵与面料的组合。有人冻得嘴唇发紫，灌口热茶又钻回去。从零下二十度到零下四十度，这二十度的跨越，中国人走了整整三十年。风雪中登顶的人，身上不只是羽绒服，更驮着一个行业三十年未曾熄灭的热望。

五、江南旧事里的丝绸记忆

常熟自古是鱼米之乡，亦是丝绸之府。幼时，外婆家院子里养着十几筐蚕。春末夏初，满院皆是桑叶的清香。夜深人静，屏息细听，蚕食桑叶的沙沙声如一帘细雨，绵绵不绝。

外婆抽丝纺线的手艺，村里无人能及。她端坐织机前，腰板挺直，梭子在左右手间来回飞渡，快得令人眼花。她常说："一根丝，要经千百双手才成一匹绸。做衣裳跟做人一样，急不得。"

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走进波司登的缝纫车间。百余台缝纫机嗒嗒作响，女工们埋头飞针，脚踩踏板，节奏齐整如一支无声的军队。车间主任递过一件新下线的羽绒服。我翻过衣领，内里绣着一行小字："常熟市羽绒服装厂"。字小，针脚却密实匀净，恍若外婆当年绣在枕套上的那朵牡丹，透着江南人骨子里的细致与耐心。后来我见过许多大工厂，唯独那一室的嗒嗒声最难忘记——单调，却踏实；重复，却认真。那些声响交织在一起，便是中国制造最朴素的交响。

六、星河之下，旧时月色

前两年回常熟探亲，侄子拉我去看波司登的新工厂。接待我们的是波司登科技负责人戴建国，他先领我们走进智能配送中心——二十二万平方米的巨型空间，比二十七个足球场还大。

迈进大门的一刻，我怔住了。无人立体仓、AGV货到人系统、多层穿梭车协同运转，橙色的光点穿梭在幽暗的库房之间，明明灭灭，如一条流动的星河。戴建国语气平淡，像是在说今日天气："自动化率超百分之九十，单日最高吞吐百万件。"

百万件。我脑海里忽地浮现1976年——高德康带着十一位农民裁缝，在常熟白茆镇用八台家用缝纫机支起缝纫组，借几间瓦房，做一床被面挣几毛钱。从一天几件到一天百万件，其间横亘的，是一个国家从贫瘠走向繁盛的全部路程。

戴建国又带我看中控大屏，全国两千余家门店的实时库存、每件成衣的流转轨迹、物流车辆的精准定位，尽数在数据洪流中闪烁。他说，所有控制系统软件均由公司IT团队自主研发。

步出配送中心时，夕阳正沿玻璃幕墙缓缓滑落，整座建筑浸入一片暖橘色的光晕里。我回头望了一眼那些仍在穿梭的机器人，忽又想起当年车间里埋头踩缝纫机的女工们。时代换了，机器变了，可那股一丝不苟的劲头，如江南水土般未曾流徙。

七、T台上的苏绣与冰川

今春偶然刷到波司登在巴黎的"融"概念秀。模特的羽绒服上绣着苏绣缠枝莲，绣线随光影流转变幻色泽——设计师说，灵感来自冰川在阳光下折射的蓝绿幽光。衣牌上印着一串数字，扫码便能追溯这件衣裳的完整生命轨迹：从绒朵产地到成衣出厂，耗电多少、排碳几何，一笔一笔，像一本公开的良心账。

台下一位法国老太太轻抚模特袖口的刺绣，侧身对同伴赞叹道："原来中国的衣裳，也能美成这样！"她眸光莹莹，如融雪映着天光。

波司登这些年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在阿拉善种树，在厂房屋顶铺光伏板，将旧羽绒服回收再造，让一件衣服的生命得以无尽绵延。有人问，做这些不费钱么？我说，你看那位法国老太太的眼睛，就知道值不值得。一个人若连脚下的地都不疼惜，还能做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

结语

归途再经尚湖。芦苇荡在晚风里沙沙低语，远处的波司登大楼亮起暖黄的灯火，倒映在湖面，如一件铺展开的巨幅羽衣，温柔地覆着江南的夜色。

一件衣裳真正的分量，不在卖了多少钱，不在登上多少次时装周，而在于它温暖过多少人。从季羡林先生的旧中山装，到珠峰之巅的极寒系列；从母亲手中的腈纶毛衣，到巴黎T台上的苏绣羽绒服——中国人制衣的故事，说到底，是一个民族在风雪中赶路的故事。路长，风疾，雪厚，可衣襟里头那团火，从未熄灭。它从外婆的织机传至母亲的针线，从高德康的脚踏缝纫机接上今日的5G星河，从孙燕那封寄自江南的信飘向巴黎T台上的苏绣光华，一代一代，绵延不绝。

回望四十年，我深深感到，从田间缝纫组到全球羽绒服领军者，波司登走过的每一步，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制造业的生动实践。这些年我参与的产业政策研究，也在这类从泥土中长出来的实践中找到了最好的注脚——思想的力量，终究要落到一件件温暖人间的衣裳上，才算真正落了地。

虞山的风又起了。我拢了拢衣领，转身下山。身后，尚湖的波光正将"波司登"三个字揉碎又拼合，一起一伏，像一颗温暖的心在跳动。那心跳里有外婆的蚕丝，有母亲的针线，有季羡林先生的嘱托，有孙燕在黄土高坡上点亮的烛火，也有珠峰之巅那面被长风鼓荡的红旗——只是今时今日，它被绣在中国羽绒服的胸口，温暖着每一颗在寒夜里赶路的心。

我相信，这份暖，还会一直传下去。做衣的人，心里都有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