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

政策序列：一条清晰的退坡曲线

近三年，中国出口退税政策沿着一条方向明确的路径演进：

时间 政策内容 依据

2024年12月1日 部分成品油、光伏、电池、部分非金属矿物制品退税率由13%降至9% 财税公告2024年第15号

2026年4月1日 取消光伏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249项产品，退税率从9%降至0）；电池退税率由9%降至6% 财税公告2026年第2号

2027年1月1日 取消电池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同上

2027年4月1日 新能源汽车退税率由13%降至9%（67个税号）；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退税（24个税号） 财税公告2026年第29号

“新三样”的最后一块——新能源汽车，也进入了调整序列。 这不是零散的技术性修订，而是一套有内在逻辑的产业退坡安排。

一、机理：4个百分点，落在哪里

对生产企业而言，退税率下调后，需按征退税率之差计算“不得免征和抵扣的进项税额”并转入成本。13%降至9%，即形成4个百分点的征退税率差，直接抬高出口环节成本、压缩盈利空间。

以光伏的先行经验看，传导路径已经清晰：退税取消→海外报价上行→海内外价差扩大→龙头凭借品牌与渠道维持海外份额→二三线企业被挤出海外市场→国内竞争格局逐步改善。2026年一季度，“抢出口”效应已经兑现，光伏组件出口在政策生效前出现明显的需求前置。

这条链条的前端（退税取消、报价上行）已经显现，中后端（格局改善、价格中枢抬升）将在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持续演进。需要冷静看待的是：组件价格上涨会压低海外项目的内部收益率，部分融资条件较紧的市场需求可能阶段性收缩，这是退坡必须承受的短期代价。

二、新能源汽车：分化，而非一刀切

2026年1—8月，新能源汽车出口343.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已成为整车出海的核心支柱。在此背景下退坡，影响是高度分化的：

· 影响有限者：出海较早、已在目的国开展本地组装或本地产能供货的车企，整车出口占比低；以及在海外主销高端车型、毛利率足以吸收成本上升的企业。

· 承压较大者：仍处于海外设厂起步阶段、规模有限、主要依赖国内整车出口的车企。

因此，退坡的真实政策效果，不是“抑制出口”，而是“引导出海模式从整车贸易转向本地化经营”。 这与欧盟市场日益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本地含量要求和碳边境调节机制形成同向压力，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车企的全球化纵深。

同时也要承认两点代价：一是节奏透支——2027年4月1日前可能出现集中出口，这部分增量属于时间前移，不可持续；二是合规门槛——商品归类、申报口径、税号与实车状态一致性等要求提高，对中小出口主体的管理能力构成考验。

三、政策评估：三重收益与三重代价

收益面： 一是反内卷——当产业已具备全球领先的技术、成本与产能优势时，继续全额退税等于用财政资金补贴海外消费者，并助长低价竞争；二是财政效率——退坡释放的空间可投向研发、标准、人才等更具长期回报的环节；三是规避外部口实——高额出口补贴是海外反补贴调查最容易被援引的依据，主动退坡削弱了对方叙事的证据基础。

代价面： 一是短期成本上升，尤其对利润率薄、议价能力弱的环节；二是抢出口造成数据失真，干扰对真实需求的判断，也带来运力与排产的阶段性紧张；三是政策不确定性本身有成本——企业需要的是可预期的规则，而非频繁变动的税率。

综合判断：方向正确，节奏需要拿捏。 本次新能源汽车仅“下调”而非“取消”，并给予近6个月过渡期，已体现出避免产业硬着陆的考量——这是一个成熟政策应有的克制。

四、配套：退坡要有效，必须有三件事同时到位

第一，反内卷要制度化，而非运动化。 光伏领域的经验值得推广：健全价格监测机制、加强质量抽查与功率虚标整治、加快制定能耗限额等强制性国家标准、按能效等级划分市场准入。通过“合规成本上升→低效产能退出→有效供给收缩→价格中枢抬升”的机制间接抬价，比行政限价更符合市场规律。

第二，给企业可用的对冲工具。 加工贸易、集团保税、特殊监管区域等政策工具，可在合规前提下部分对冲退税率下调的影响，但需注意反避税条款的边界。政策部门应主动明确适用口径，而不是让企业自行试探。

第三，与海外产能布局协同。 退坡的长期出路是本地化生产。这要求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对外投资风险防控、海外利益保护等配套同步跟上，否则“退”了补贴、“进”不了市场，企业将两头承压。

五、中国的立场：政策退坡，开放不退

必须澄清一个常见误读：出口退税退坡，不等于中国开放程度下降。

恰恰相反——同期中国在做的是：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全面取消、负面清单压缩至29条、服务业开放试点扩容、自贸协定网络持续加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在45个城市实施29项举措、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于2026年3月施行。一边是退出对特定产品的价格补贴，一边是扩大制度型开放——这两件事方向一致，共同指向“靠能力和规则竞争，而不是靠补贴竞争”。

我们坚持的原则是：产业政策从“培育期扶持”转向“竞争期规范”，既符合产业发展规律，也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精神；同时保留必要的过渡期与政策弹性，避免产业硬着陆。

结语

出口退税的历史使命，是在产业薄弱时“扶上马”。今天“新三样”已经跑在世界前列，继续全额补贴，反而是对产业竞争力的伤害。

真正的考验在于退坡之后：企业能否靠技术、品牌与本地化能力站住脚？行业能否摆脱低价内卷、形成合理利润？政策能否在“退补贴”与“稳预期”之间找到平衡点？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这轮退坡是一次成功的产业升级助推，还是一次代价高昂的调整。 从光伏的初步经验看，方向是对的；从新能源汽车的过渡安排看，分寸也是稳的。剩下的，交给市场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