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


引言：同一条曲线的两个投影


把两组数据并排放在一起，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


引进来这一侧（2026年1—9月）：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285.3亿元、同比增长33.8%，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同比提升11.9个百分点；其中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76.8%、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59.2%、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2.8%。


走出去这一侧（2026年前三季度）： 出口集成电路增长99.1%、电脑零附件增长2.1倍、存储部件增长1.3倍；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出口增量；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6.7%、占比提升至24.8%。


这不是两组孤立的数字，而是同一条产业升级曲线的两个投影。 外资正在把研发与创新环节放进中国，中国正在把高附加值产品卖向全球——“引进来”的能力，正在直接转化为“走出去”的竞争力。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三个数字：前三季度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1%。外资企业既是引资的对象，也是出口的主体。在中国，“引进来”与“走出去”从来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一个闭环。


本文要回答三个问题：这轮双轮驱动的动能从哪里来？结构上发生了什么实质变化？以及，它面临哪些真实的约束？


一、引资一侧：质变先于量变


1—9月实际使用外资5488.1亿元、同比下降4.3%，这个数字常被单独引用。但同一组数据里还有：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6.1个百分点；9月当月同比增长2.5%，单月止跌回升；新设外商投资企业47800家；利润再投资939.9亿元、增长4.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1.5个百分点。


判断外资走向，看三个指标比看总量更可靠：新设企业数（是否还在进入）、利润再投资（已进来的是否还在加投）、高技术占比（进来的钱在买什么）。 前两个指标稳定，第三个指标大幅跃升——这构成了一幅“总量平稳、结构跃升”的图景。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统计常识：“实际使用外资”统计的是一段时间内实际到账的资金，受大项目落地节奏、企业融资安排、前期基数高低影响极大；而“外资撤离”意味着关停业务、撤走资本与人员。 前者是现金流概念，后者是存续概念，两者不是一回事。存量外资企业超过56万家、存量规模近4万亿美元，基本盘并未松动。


利润再投资尤其值得重视。 这部分资金不需要跨境流动，不受汇率与外部融资环境扰动，其本质是用已经在中国赚到的钱，投中国下一个五年的机会。前三季度利润再投资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绿色化工等领域持续落地，说明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判断，已经从“要不要来”转向“往哪里加”。


二、来源地结构：谁在投中国，为什么变了


这是本轮引资结构变化中最容易被忽略、却最能说明问题的一层。


第一，欧洲资本的权重明显上升。 德国、法国、瑞士、荷兰等国对华投资保持增长，其动因并非简单的成本考量，而是市场+技术+供应链三重逻辑：欧洲制造业在能源成本与本土需求承压的背景下，需要靠近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与最完整的配套体系；同时，中国在新能源、电动化、数字化领域的迭代速度，本身构成了技术学习的场域。“在中国、为中国、也服务全球”，正在成为欧洲跨国公司的标准配置。


第二，亚洲邻国资本保持韧性。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对华投资在电子、汽车零部件、化工材料等领域持续布局，其特点是产业链嵌套深、调整成本高，短期波动不改变长期嵌入。


第三，美资呈现“分化”特征。 一方面，部分高端制造、消费、医药领域企业仍在加码在华研发与本地化生产；另一方面，受地缘政治与合规审查影响，部分领域的投资节奏趋于谨慎。这种分化本身说明：市场逻辑与政治逻辑正在同时作用，而市场逻辑的权重并未下降。


第四，必须提醒的口径问题。 部分来源地的投资增速包含通过自由港、离岸金融中心转口的数据，不宜直接等同于该国本土对华投资规模；分析来源地结构时，应结合穿透后的最终投资国别数据，避免被表面排序误导。


来源地结构变化的政策含义是：中国引资的“客户构成”正在从高成本套利型，转向市场驱动型与技术驱动型。 这类资本更看重制度环境与创新能力，对短期优惠的依赖度更低，粘性也更强——这正是“提质量”的实质内涵。


三、从“制造基地”到“创新策源地”：研发环节的意义


引资结构升级最硬的证据，在研发环节。


202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占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近五分之一，占比连续7年稳步上升；该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27.2%。2026年前三季度，研发与设计服务引资增长59.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76.8%——这两个数字的增速远高于引资整体，说明增量高度集中于创新环节。


罗氏诊断、阿斯利康、飞利浦、保时捷、施耐德电气等一批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相继落地；上海出台支持外资研发中心提升能级的专项政策，深圳对认定的外资研发中心给予最高600万元奖励；国家层面继续对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科研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这一步的意义远超引资数字本身： 当外资把研发放在中国，中国就不只是全球产业链的加工环节，而开始参与技术定义；当在华研发成果开始反哺全球总部，中国就从“技术接受方”部分转变为“技术输出方”。这是开放型经济从“规模红利”迈向“能力红利”的关键一跃。


四、出口一侧：结构升级的四个证据


其一，增量集中于高门槛品类。 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出口增量；集成电路增长99.1%、电动汽车增长72.3%、锂电池增长36.4%、船舶出口超3500亿元且增长24.6%、工业机器人增长16.9%。这些品类的共同点不是便宜，而是门槛高、可替代性低、买家对价格相对不敏感。


其二，品牌开始定价。 自主品牌出口增长26.7%、占出口总额24.8%、比重同比提升2个百分点。从贴牌代工到品牌出海，是附加值层面的跃迁，也是最难被复制的一环。


其三，市场结构完成切换。 前三季度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超七成外贸增量；对APEC其他经济体增长23.9%、对东盟增长22.7%、对欧盟增长8.4%、对美国增长4.1%。东盟占我国出口比重已达18.3%，高于欧盟与美国。出口引擎已从“单一市场的关税博弈结果”，切换到“区域经贸协定+产业链嵌套+新兴市场扩容”之上。


其四，进口同步高增，否证“单向倾销”。 前三季度进口增长22.3%，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中国既是超级卖家，也是超级买家。


五、闭环：外资企业是双轮的“共同轴心”


把两侧数据接起来，闭环就清楚了：外资企业前三季度进出口1.7万亿美元、增长24.1%，增速高于整体外贸。这意味着——


外资带来的技术与管理能力，通过本土供应链的配套与迭代，转化为出口竞争力；而中国市场的规模与效率，又反过来吸引外资追加研发与产能投入。 这是一个正反馈，而非单向流动。


也正因如此，“稳外资”与“稳外贸”在政策上必须协同：数据跨境便利化既影响外资研发效率，也影响其全球交付；国民待遇既关乎外资在华经营，也关乎其出口报价能力；营商环境的改善，会同时体现在引资曲线与出口曲线上。


六、量化关联：一个可操作的测度框架


上述“闭环”判断需要证据支撑，但不宜把相关性直接当作因果。一套可复核的测度思路应当包含三个可检验假说：H1（能力传导）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上升，是否在滞后若干季度后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H2（主体传导） ——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速是否持续高于整体外贸增速（该假说可用公开数据直接检验）；H3（研发外溢） ——外资研发中心密度较高的地区，本地配套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是否提升更快（检验难度最高，证据力最强）。


方法上的关键约束是：两侧变量均需剔除价格因素，否则会被共同的价格周期虚假拉动；采用季度序列并做季节调整，允许1—4期滞后；在相关与滞后相关基础上再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判断预测性；必须引入全球制造业PMI、海外科技资本开支、汇率、关税税率作为控制变量——若不控制全球AI资本开支，很可能把“共同外因”误判为“外资带动出口”。 相关不等于因果，量价必须分离，口径不可混用。这是讨论“双轮驱动”时应当保持的方法论克制。


七、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被低估的第二曲线


1—8月服务进出口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其中出口增长14.8%、进口增长3.8%，逆差同比收窄1451.2亿元；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的53.7%，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66%——游戏、短剧等数字内容出海是主要拉动。


服务贸易的意义有三层： 一是顺差改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的扩张有助于优化贸易结构、缓解货物顺差过大的外部压力；二是开放深度，服务领域（金融、医疗、教育、电信、专业服务）的开放程度，是衡量制度型开放深浅的核心标尺；三是产业协同，生产性服务业（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金融、数字服务）的壮大，直接提升制造业出口的价值含量。


数字贸易的驱动力相当程度上来自外部规则的变化。欧盟自2026年7月1日起取消150欧元以下低值包裹关税豁免、按每件3欧元征收临时固定关税，“小包直邮+免税”的成本优势基本消失。行业被迫从“通道式贸易”转向“属地化扎根”：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服务中国跨境电商货流的海外仓数量已超6200个。这既是压力，也是升级契机——海外仓、本地履约、合规体系的建设，意味着中国企业从“卖货”走向“经营市场”，从赚取差价走向赚取品牌与渠道的价值。


制度供给同步跟进：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已于2026年3月施行，跨境电商与数字贸易正式入法；“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推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三大支柱”深入发展。


八、区域与“一带一路”：多元化的战略价值


我国已与3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6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占外贸总额约45%；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投资、产能合作持续深化，中间品与资本品出口成为主要形态。“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拓展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中间品出口扩容正在成为货物贸易升级的主轴。


这种布局把外部政策的冲击，从“系统性风险”降维为“局部波动”——即便某个市场出现反复，整体盘子也不会失速。更值得注意的是合作形态的升级：从商品贸易，走向“贸易+投资+本地化生产+技术合作”的复合形态。在贸易壁垒从“关税”转向“规则”的时代，本地化与规则合规，本身就是竞争力。


九、制度供给：双轮共同的地基


准入——能不能进。 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全面取消，负面清单压缩至29条；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5年版）》自2026年2月1日施行，总条目增至1679条、净增205条。清单越清晰，长期资本的决策成本越小。


准营——进了好不好办。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包括加快修订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探索场景化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推动制定重要数据识别目录国家标准、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跨国企业真正的痛点，往往不在大门有多宽，而在进门后每一道小门是否顺畅。


待遇——是否一视同仁。 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在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等方面一视同仁；财政部2024—2026年聚焦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歧视和排斥外资企业是重点之一。


保障——愿不愿再投。 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放大外资企业圆桌会效能；减少企业重复填报与信息壁垒，优化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优惠是变量，制度是常量；靠优惠引来的资本会随优惠到期而走，靠制度留下的资本才会随市场成长而长。


十、五组必须正视的张力


第一，引资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张力。 高技术占比升至41.6%是显著进步，但总量仍在低位徘徊，传统领域引资动力在减弱。结构升级不能替代总量稳定，服务业开放是最大的补位空间。


第二，出口高增与内外需平衡之间的张力。 前三季度贸易顺差9381.1亿美元，正逼近万亿美元。顺差是竞争力的结果，但长期过大既加剧贸易摩擦，也折射内需相对不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扩大进口不是让步，而是可持续贸易的必要条件。


第三，价格贡献与数量支撑之间的张力。 部分品类出口金额高增而数量微增，剔除价格后的实际出口量才是硬指标。评估竞争力，必须把周期性的价格因素与趋势性的份额因素分开看。


第四，开放深化与安全底线之间的张力。 数据跨境、并购审查、关键领域准入，都需要“该放的放得彻底，该管的管得精准”。这些技术性工作的推进速度，直接决定企业的“政策获得感”。


第五，政策激励与地方竞争之间的张力。 各地加大全球推介力度是好事，但若重回拼土地、拼税收、拼补贴的老路，就会制造新的产能过剩与财政风险。招商竞争应当比营商环境，而不是比谁让渡的公共利益更多。


十一、中国的立场：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固开放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自主的、主动的、制度型的，时间表由我们自己掌握，不因外部压力而收紧，也不因短期波动而摇摆。


我们坚持的原则很清楚：对引进来，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走出去，以产业升级参与全球竞争，以进出口平衡实现互利共赢，反对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对两者共同，统筹发展和安全，既不做封闭的自守者，也不做无底线的让步者。


针对“产能过剩输出”“挤压他国产业”等叙事，事实是：中国出口一半以上是中间品，是各国制造业的生产投入；中国同时是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市场扩容本身就在为全球优质产品提供空间。这不是零和的份额争夺，而是共同把蛋糕做大的过程。


结语：两个“从……到……”


衡量这轮开放型经济转型是否成功，可以用两句话作标尺：


引进来，要从“能进入”走向“留得住、发展好、愿再投”；

走出去，要从“能卖出去”走向“卖得值、卖得久、卖得有话语权”。


前者考验开放的勇气、制度的品质与市场的回报；后者考验产业的层级、品牌的厚度与规则的参与深度。


这两条路径指向同一个终点：中国从全球产业链的“参与者”，成长为“组织者”与“贡献者”。 2026年的数据告诉我们，这条路已经走了一段，而且方向没有走偏。剩下的，是耐心，也是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