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家、经济学家）

导语

2026年10月30日计票完成后，以色列第26届议会选举的轮廓已经清晰，但答案远未到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53席，利库德集团以27席维持第一大党地位；埃森科特领导的正直党以21席领衔反对派阵营，合计48席；阿拉伯裔政党拿下19席，成为不折不扣的“造王者”。没有任何阵营跨过61席的门槛。

“第一大党”和“下一任总理”之间，隔着的不是一道算术题，而是一组制度条件、政治交易和时间约束的叠加。综合判断是：内塔尼亚胡有机会再度执政，但不占优。 机会来自制度弹性与交易空间；不占优来自司法负资产、阿拉伯政党的结构性对立，以及一个正在被反复验证的历史规律——在以色列，席位最多者未必是最后走出总统府的那个人。

一、53席的真实含义：一个“足以阻挠、不足以主导”的数字

以色列的120席按全国单一选区比例代表制分配，3.25%的得票门槛压缩了小党数量，却从未改变一个结构性事实：单一政党独立过半在以色列历史上从未发生过。53席在这个制度里有着精确的双重含义。

它的第一面是阻挠能力。53席足以让任何反对派阵营拼凑的多数都差一口气。反对派48席加上阿拉伯政党19席，账面上是67席的多数，但埃森科特在竞选期间已明确排除了与阿拉伯政党联合组阁的可能性，这道67席的算术在政治上是不可兑现的。53席因此成为一道否决性屏障：内塔尼亚胡不需要赢，他只需要让对手赢不了。

它的第二面是主导能力的缺失。53席距61席差8席，而这8席的来源极其有限。老盟友（极右翼与宗教党派）已深度绑定，可让渡的空间所剩无几；中间派要价高且部分明确拒绝与在审总理合作；阿拉伯政党19席在巴勒斯坦问题、司法改革和加沙战后安排上与内塔尼亚胡立场对立。“最大但不够”的位置，在以色列政治史上反复制造着一种特定的产品：脆弱的少数派政府，或者漫长的僵局与重复选举。

更值得留意的是，总统赫尔佐格并非机械地授权最大党。以色列《基本法：政府》赋予总统“其认为最有可能成功组建政府”的裁量权，2009年佩雷斯授权内塔尼亚胡而非席位更多的前进党候选人，就是这一裁量权的先例。赫尔佐格本人也已公开表态，组阁裁量权“神圣不可侵犯”，不接受任何外部压力——这一表态直接回应了特朗普此前公开支持内塔尼亚胡连任的言论。53席让内塔尼亚胡成为谈判中不可忽视的一方，但没有让他成为规则的制定者。

二、制度纵深：以色列的总理是“拼”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

理解本轮僵局，需要把以色列组阁制度的几个关键机制放回选情中看，而不是停留在条文罗列上。

总统的裁量空间是第一个变量。 总统在听取各党推荐后作出判断，席位差距不是决定性的，“谁更能拼出61席”才是。这意味着埃森科特的48席并不天然劣于内塔尼亚胡的53席。如果赫尔佐格判断反对派阵营的组阁成功率更高，他完全可以先行授权埃森科特。反对派的扩展面理论上更宽：中间派、部分宗教政党，乃至在特定条件下“不入阁但不出席反对”的阿拉伯政党，都可以构成松散的多数基础。

信任投票的“相对多数”规则是第二个变量，也是最容易被低估的。 新政府只需在议会获得出席议员的简单多数信任票，而非必须61票赞成。反对者弃权或缺席，同样可以放行一个不足61席的政府。这一规则为“外部支持型政府”打开了制度通道：一个不加入联盟、但在关键投票上不阻挠的政党，可以在不承担执政责任的情况下改变组阁算术。

组阁时限链条是第三个变量。 第一顺位28天加14天延期，第二顺位28天，议会再可提名一人并给予28天，全部落空则自动重新大选。这是一条把政治谈判变成“有截止日期的交易”的机制。时间压力对双方是双向的：它逼内塔尼亚胡向中间派让利，也逼反对派在“接受一个不理想的联盟”与“再来一次选举”之间做选择。谁更承受不起拖延，谁就先让步。

但本轮出现了一个超越常规路径的变量。 据以色列第14频道报道，赫尔佐格正在推动一项“轮替协议”方案：内塔尼亚胡先出任两年总理，随后将职位交给埃森科特，作为交换，内塔尼亚胡永久退出政治生活并获得赦免。总统办公室迅速否认了这一报道，称之为“纯属虚构”。否认本身并不否定方案的存在——它恰恰说明，制度压力正在催生超越“路径A/B/C”的创造性安排。2020年内塔尼亚胡与甘茨的轮替协议已经证明，以色列政治在僵局中有能力生产出非常规的权力分享形式。如果常规路径双双走不通，轮替协议将从“传闻”变成一种有历史先例支撑的退出机制。这应当被视为本轮组阁的第四条路径，而且可能是最值得追踪的一条。

三、三条路径的死结，与第四条路径的诱惑

路径A：内塔尼亚胡牵头，向中间派要票。 他的困境不是“没人可谈”，而是“谈成的代价可能拆散现有联盟”。老盟友（极右翼与宗教党派）要的是政策兑现——宗教征兵豁免、定居点政策、司法安排——而不是权力分享。要拉进中间派，就必须在这些议题上让步，而让步直接触碰基本盘的红线。更大的障碍在于，部分中间党派已明确拒绝与一个正在接受司法审判的总理联合组阁。他的可谈判名单，在谈判开始之前就已经被审判缩短了一截。

路径B：总统委任埃森科特牵头。 48席的扩展面比表面数字更宽，但反对派有自己的结构性死结。埃森科特为迎合右翼选民，竞选期间已明确排除与阿拉伯政党联合组阁。剩下最现实的算术是：48席加上两个极端正统派宗教政党合计13席，恰好61席。但这道算术有一个几乎无解的前提——宗教政党要求维护神学院学生的兵役豁免，而改革兵役豁免制度恰恰是埃森科特的主要竞选承诺之一。用自己最核心的竞选承诺去换组阁所需的席位，是反对派领袖面临的最尖锐的政治讽刺。

然而，宗教政党正在主动松动这一僵局。极端正统派政党“犹太律法之光”（7席）已向埃森科特提出一种“不入阁但支持组阁”的安排：该党留在联盟之外，其议员在信任投票中不投反对票，条件是就征兵法案达成谅解。这恰恰是“外部支持型政府”在2026年的现实版本。它不需要阿拉伯政党入阁，也不需要宗教政党正式入盟，却可能在信任投票中凑出足够多的“不反对票”。如果这条通道被打通，埃森科特的48席就有了越过61席门槛的现实可能——代价是他必须在兵役豁免问题上做出令自己选民愤怒的妥协。

路径C：双双失败，看守政府与重新大选。 2019年至2022年间以色列连续举行了五次议会选举，说明“僵局—重选—再僵局”不是理论假设，而是有充分先例的路径。看守政府期间内塔尼亚胡仍握有总理职位与部分实权，但最高法院判例限制看守政府作出重大人事任命和政策变更。拖延对他个人未必最坏，对国家却是确定的成本。

路径D（正在浮现）：轮替协议。 如果A和B都走不通，轮替安排提供了一种让双方都不至于“全输”的退出方案。对内塔尼亚胡而言，两年总理任期加上可能的赦免，好过在反对派政府下面对审判的加速推进；对埃森科特而言，提前拿到总理职位的时间表，好过为了61席在兵役豁免问题上被宗教政党反复勒索。轮替协议的本质，是把“谁赢”的问题转化为“谁先输得更少”的问题。 它在以色列政治史上有先例，但在当前条件下有一个致命前提：内塔尼亚胡是否愿意接受“退出政治生活”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在避免这一结果。

四、决定天平的五个变量

第一，司法审判的形态，而非仅仅是进度。 审判本身不直接剥夺参选或组阁资格，但它持续生产“政治不确定性”这一负资产。更值得警惕的是，司法议题可能从“个人案件”升级为“联盟条件”：如果部分盟友以推动赦免或影响检察安排作为入阁前提，谈判就会从政策分赃滑向制度改造，其震荡将远超一次组阁。特朗普对赫尔佐格施加的赦免压力，已经让这一变量从国内司法场域溢出到外交场域。

第二，阿拉伯政党19席的用法。 关键不在于他们是否入阁，而在于他们是否愿意以“外部支持”的方式放行一个不含自己的政府。埃森科特在竞选中的排除性表态限制了这一选项的正式化，但“不入阁、不反对”的灰色地带仍然存在。依赖阿拉伯政党外部支持的政府，会被右翼持续攻击为“依赖反对犹太国家属性者的力量”，其执政合法性将反复受到质疑。这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是钥匙，用不好是枷锁。

第三，宗教政党与征兵议题，是本轮最核心的交易货币。 极端正统派在本次选举中整体失去五个席位，“沙斯党”从11席降至6席，“犹太律法之光”守住7席。席位减少反而增加了宗教政党对“兵役豁免立法”的紧迫感——他们需要用一项不可逆的法律成果来锁定正在流失的制度性特权。这解释了为什么“犹太律法之光”同时向埃森科特和内塔尼亚胡两边下注：谁能在豁免问题上给出更硬的承诺，谁就能拿到他们的“不反对”。征兵议题因此不再是一个社会政策争议，而是组阁算术中那个决定61席能否成立的关键加数。

第四，战争遗留与财政压力构成了“拖延的真实价格”。 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于2025年10月生效，但一年后战后治理仍然停滞，重建资金缺口据报高达约715亿美元。一个看守政府在这些议题上没有作出约束性决定的权限，而组阁每拖延一周，重建的启动就晚一周，对外承诺的可信度就低一分。拖延对内塔尼亚胡个人是策略，对国家是账单。

第五，时间。 组阁时限的硬约束制造了一种不对称的紧迫感。内塔尼亚胡的看守身份给了他缓冲，但也锁死了他的政策行动力；反对派如果错过这一轮窗口，重新选举的民意走向未必对己方更有利。2021年八党联盟的教训近在眼前：那个以“推翻内塔尼亚胡”为唯一共识的联盟，在执政仅一年后便因两名议员退出而失去多数，内部意识形态分歧在分权之后迅速吞噬了合作基础。反对派如果再次拼出一个“反内塔尼亚胡”联盟而不解决执政共识问题，它大概率会重复同一命运。

五、比“谁当总理”更值得盯住的事

总理人选是这场僵局最显眼的产出，但不是最重要的产出。

政策连续性正在被组阁时间吞噬。 加沙战后治理、人道援助通道、重建资金的落地，都需要一个能够对外作出约束性承诺的稳定政府。组阁谈判每延长一天，以色列在地区局势中的缓冲空间就窄一分。

司法与制度的走向比政府构成更具长期影响。 如果新政府以“司法安排”作为联盟的入场券，以色列的制度博弈将从街头和议会转移到联盟协议的密室中，其后果比任何一次单一立法都更深。

53:48:19的席位结构本身就是一个诊断。 它反映的是一个在安全派与务实派、世俗与宗教、犹太多数与阿拉伯少数之间缺乏稳定共识基础的社会。这种结构下产生的任何政府——无论由谁领导——都将是脆弱的。以色列政治的核心问题不在于谁坐在总理办公室里，而在于那张椅子下面的联盟结构能否支撑一个完整的任期。

六、结论：“有机会但不占优”，而且机会的来源正在转移

内塔尼亚胡的优势在于：基本盘没有崩，利库德仍是第一大党；看守身份让他不会立即失去职位；反对派内部在“反内塔尼亚胡”之外缺乏执政共识；宗教政党在兵役豁免上的需求，使他仍然握有交易筹码。

他的劣势同样确定：53席距61席差8席，来源受限；司法审判持续缩短可谈判名单；阿拉伯政党19席结构性对立；中间派要价超出他现有联盟的承受能力。

反对派的优势在于：扩展面理论上更宽；“外部支持+相对多数信任投票”的机制为少数派组阁留了通道；宗教政党主动释放的“不入阁支持”信号，提供了一条绕过阿拉伯政党问题的现实路径。

反对派的劣势在于：埃森科特排除阿拉伯政党的竞选承诺压缩了算术空间；接受宗教政党的外部支持意味着在兵役豁免上自我背叛；2021年的先例警告松散联盟的寿命可能短于选举周期。

因此，“有机会但不占优”仍然是准确的判断，但机会的来源需要重新定位。内塔尼亚胡最现实的延续权力的路径，可能不在“路径A”（向中间派要票）的成功，而在“路径D”（轮替协议）的成型——以时间换空间，以退出换赦免。 而反对派最现实的执政路径，不在阿拉伯政党的入阁，而在宗教政党以“不反对”的方式提供的消极多数。

真正的答案不在10月30日的计票结果里，而在接下来几十天的谈判桌上，在那间总统府里，在宗教政党与反对派之间关于兵役豁免的每一轮讨价还价中。53席让内塔尼亚胡站在牌桌的主位，但决定这局牌怎么打的，是那些不在他手里的牌。

说明：席位数据取自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2026年10月30日公布的计票结果，最终正式结果以11月4日公告为准。组阁程序依据以色列《基本法：政府》及最高法院相关判例，具体适用以官方解释为准。轮替协议报道来自以色列第14频道，总统办公室已否认，本文将其作为制度压力下的可能性信号处理，不作为已确认事实。本文为评论性分析，不构成政治、法律或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