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家、经济学家）


一、先立一把尺：中期选举的“诅咒”到底有多硬


在进入具体案例之前，必须先确立一个基准线，否则任何类比都会沦为各取所需的修辞。


从1934年到2022年的22次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在党只有三次守住了众议院席位甚至实现净增：1934年（罗斯福新政蜜月期）、1998年（克林顿弹劾案引发选民反感）以及2002年（“9·11”后的战时团结）。在1946年至2022年的20次选举里，执政党有18次遭遇众议院净损失，平均丢掉约25到26个席位；参议院平均损失则在3.6到4席之间。


更关键的单一变量在于总统支持率。盖洛普的长期统计显示：当总统支持率高于50%时，其所在党平均仅损失14个众议院席位；当支持率跌破50%时，平均损失扩大至37席。自杜鲁门以来，凡是在中期选举前一个月支持率低于五成的总统，其所在党全部在众议院丢了席位——无一例外。


将这把尺子放到距离投票日不足一周的2026年10月底：路透社/益普索10月27日完成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微升至32%，较一周前31%的历史低点仅回升一个百分点；登记选民中47%倾向于民主党、36%倾向于共和党，民主党在通用选票上领先11个百分点，计入摇摆选民后优势为9个百分点，50%对41%。PBS新闻/NPR/Marist的同期调查则显示，可能投票选民中民主党以52%对44%领先8个点，独立选民以13个点的幅度倒向民主党。更值得留意的是投票动机的结构：44%的可能投票者表示，自己投给国会的票“主要是为了反对特朗普”，明确表示“为了支持特朗普”的只有21%。萨巴托的水晶球、库克政治报告和福克斯新闻的权力排名在最后两周同时将大量众议院选区向民主党方向调整，库克在10月30日给出的预测区间是民主党将获得227至240个众议院席位，若落在上限，将是2009年以来民主党最大的众议院多数。


单从数字看，众议院的翻盘已经不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翻多少”的问题。然而，数字只能提供概率，无法揭示后果。同样的席位损失，在不同制度条件下会引发截然不同的政治化学反应。这正是接下来需要拆解的核心问题。


二、模板一：1946年杜鲁门——惨败之后，还有1948年


发生了什么。 1946年11月，战后第一次中期选举。杜鲁门的支持率跌至约33%，共和党以“Had Enough?（受够了吗？）”为口号席卷国会：民主党在众议院从242席掉到188席，净减54席，参议院也丢掉11到12席。这是共和党自大萧条以来首次同时控制两院。


选民为什么愤怒。 这一背景与2026年有着结构性的相似：驱动选票的核心因素并非意识形态，而是生活成本。战后复员、产业转产、住房短缺、劳资罢工交织在一起，杜鲁门又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放开工资却保留物价管制，直接导致短缺与黑市泛滥。今天的对应物是伊朗战争与关税的叠加效应。2026年2月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后，美国油价目前仍高于每桶100美元，战前不到70美元；9月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3.6%，高于8月的3.4%，环比涨幅0.5%为5月以来最高；全国汽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4.25美元，而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时承诺将汽油价格降至每加仑2美元以下。路透社/益普索民调中，73%的选民表示自身生活成本正在朝错误的方向走；在战争爆发前，选民曾更信任共和党处理经济，如今37%的选民认为民主党在经济上方法更好，选择共和党的只有33%。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加尔斯顿直指，特朗普本届任期内对伊朗开战与加征关税这两项决定，直接加剧了生活成本压力。两个时代的共同点在于，民众并非反对某项具体政策，而是切实感到“日子变难了”。


后来怎样。 这是最值得记住的部分：杜鲁门没有因此垮台。他把第80届国会变成了自己的政治靶子，1947年否决《塔夫脱—哈特莱法》（虽被国会推翻，但这恰恰成了他动员劳工的政治资本），1948年打出“无所畏惧”的竞选口号完成逆转连任。


对今天的启示。 杜鲁门路径的核心在于：中期失利可以被重新包装成“总统对抗顽固国会”的叙事，前提是存在一个愿意配合的对手——一个确实否决了总统议程、确实伤害了部分选民利益的国会。特朗普正在以他自己的方式复制这套逻辑：他在密西西比、得克萨斯、俄亥俄、南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爱荷华等2024年轻松拿下的州密集造势，明确要求选民把中期选举变成对他个人的公投。但有一个根本差异。 1946年的权力交接是干净的：计票、认证、就职，输的一方转身去准备下一次选举。整个周期建立在“败选不等于不合法”的共识之上。而这个共识，恰是本次选举最可能缺席的一环。


三、模板二：1994年金里奇革命——僵局本身可以变成总统的资产


发生了什么。 1994年，民主党在众议院丢掉54席，参议院减少8席，议长汤姆·福利成为自内战以来首位连任失败的在任议长。金里奇凭借《与美国有约》终结了民主党对众议院长达四十年的控制。


随后的剧本。 新多数派并未选择妥协，而是试图用预算权逼宫。1995年末到1996年初，联邦政府两次停摆，累计约26到27天。结果适得其反：公众将责任归咎于共和党，克林顿支持率回升并顺利连任；到了1998年，共和党借莱温斯基案推动弹劾，反而在中期选举中丢掉5个众议院席位，金里奇随之辞职。


这条时间线提供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在分裂政府的第一轮对决中，谁先使用极端手段，谁往往先付出代价。 因为停摆、债务上限这类武器，伤害的是公众对“政府能否正常运转”的整体信心，而总统作为单一行政首脑，天然比一个由435人组成的机构更容易博取同情。


对今天的启示。 若民主党拿回众议院，2027年的拨款法案和债务上限大概率会成为第一轮交火点。但民主党已经从1994年和1998年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其夺回多数后的第一波动作将不是针对特朗普本人的第三次弹劾。据《华盛顿 Examiner》和香港01等媒体10月下旬的报道，民主党高层已明确将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列为首要弹劾目标，众议员杰森·克劳称“赶走赫格塞思是第1号优先事项”；对特朗普则持审慎态度，超过70名民主党议员虽呼吁弹劾总统，但领导层不愿重复前两次弹劾失败的过程。立法议程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表示，上任首阶段将快速推出恢复医保补贴、取消医疗补助削减、终止关税、推动结束伊朗战事的法案，同时通过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围绕特朗普家族的加密货币金流、未经公开招标的政府合约与潜在贪腐展开系统性调查。


这构成了一种与1994年共和党截然不同的对峙策略：不追求一次性制度对决，而是用一连串“可负担性”立法迫使特朗普在否决权上反复表态，把每一次否决转化为2028年的竞选素材。参照1995年的经验，白宫在舆论上未必吃亏——但前提是这场博弈仍以“谁该负责”为焦点，而不是演变为“规则是否有效”的争执。后者没有赢家，只有制度折旧。


另一个必须指出的差异。 克林顿能够走通“三角化”路线，背后有两个支撑条件：当时美国经济处于长期繁荣期，财政赤字转为盈余；他拥有一个可谈判的政策空间。特朗普面临的环境恰好相反：生活成本是他的软肋而非资产，而他的政治品牌恰恰建立在“不妥协”之上。因此，“克林顿式转向”在他身上发生的概率极低，更可能出现的是“行政令加倍”与“调查—对峙—停摆”的循环交替。


四、模板三：2006年小布什——真正的跛脚鸭长什么样


发生了什么。 2006年11月，民主党在众议院净增31席，以233比202翻盘，参议院增加6席，佩洛西成为美国首位女性众议院议长。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单一政党包揽所有翻转席位——共和党既没保住任何开放席位，也没从民主党手中抢到一席。


驱动力。 伊拉克战争、卡特里娜飓风应对失败，加上党内丑闻，将布什的支持率压到37%以下。出口民调显示，58%的选民不认可布什的表现，57%反对伊战。这与2026年的结构高度相似：NPR评论员蒙塔纳罗指出，特朗普当前的平均支持率已与2006年选举前夕的小布什持平，处于近半个世纪以来中期选举前夕的低位；皮尤调查中只有30%的受访者赞成特朗普的工作表现，68%不赞成，77%的美国人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驱动选票的主要是反对票，而非支持票。


之后两年。 这是三个模板中最黯淡的一个：国内立法议程基本冻结，2007年移民改革法案在共和党自己控制的参议院流产；布什转向外交领域和伊拉克增兵；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TARP救助方案在第一次表决时就被众议院否决。权力的实质内容还在，但推动现实的能力已经消失。西尔弗所谓“超级跛脚鸭”，指的正是这种状态。


对今天的启示。 若两院皆失，这是最接近的模板。但有一个重要区别：布什从未失去行政令这个替代通道，因为他本来就不太依赖它；而特朗普这两年的立法成绩，很大程度上是靠行政令堆出来的。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分裂国会对他的边际损害小于对一个常规总统的损害；第二，他的政策存量具有更高的可逆性——法院一纸判决、下一任总统一道命令，就能成批撤销。2026年10月已经提供了一个预演：最高法院上月驳回了特朗普的全球关税，白宫随即转向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新调查，试图以另一条法律路径重建贸易压力。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政策资本贬值加速”，其成本最终由不敢做长期投资的企业来承担。


五、把三张地图叠在一起：本次选举的四个结构性差异


历史提供了三种结局模板，但2026年的制度底座已经发生了改变。四个变量使得本次选举无法简单套用旧模型。


第一，众议院的翻盘幅度可能超出“微弱多数”的初始想象，但参议院的天花板仍然清晰。 库克政治报告在投票前四天将民主党众议院席位的预测区间上调至227至240席，Silver Bulletin的FLIPR模型给出民主党控制众议院95.1%的概率和240席的预测，若成真将是净增25席，为2009年以来最大多数。这与1994年、2006年的“浪潮式翻转”在量级上开始接近。但参议院是另一回事。民主党需净增4席才能拿到51席；若净增3席形成50比50，副总统万斯仍可投下决胜票，共和党保住控制权。CNN 10月29日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密歇根、得克萨斯、缅因和堪萨斯取得领先，但除密歇根和得州外，缅因与堪萨斯的差距仍在误差范围内。最可能的结果仍然是“只丢众议院”，更接近2018年特朗普的模式，而非2006年的两院皆失——但众议院的损失幅度本身，已经足以改变华盛顿的权力质感。


第二，极化改变了议员的激励结构，而“调查权”取代“立法权”成为反对党的首要武器。 1994年金里奇能推动妥协，是因为当时仍有大量竞争性选区，议员需要对中间选民负责。今天绝大多数众议院席位在初选阶段就已锁定，议员最大的威胁来自本党内部的挑战者。在这种结构下，分裂政府的均衡解不再是“斗争促妥协”，而是“永久对峙加间歇性停摆”，叠加一层接一层、覆盖行政分支乃至商界的国会调查。1995年的停摆是一次性事件，未来则可能演变为周期性事件。市场应当为此定价。


第三，也是本次选举最根本的制度断裂：争议的时点被前移了，而且前移的方式已经具体化为一套可操作的诉讼与调查工具。回顾1946、1994和2006年，所有的选举诉讼都发生在计票之后，围绕已经产生的票数展开。这一次，司法部在投票日前两周对阿拉斯加提起诉讼，要求如果共和党参议员沙利文以微弱差距败给民主党人佩尔托拉，且落后票数少于一名同名独立候选人所得票数，法院应暂缓认证结果。到10月29日，司法部进一步提交修正诉讼，援引《纽约时报》的报道，指控佩尔托拉的操盘手“招募”了这名同名候选人以分流选票，阿拉斯加选举官员则称该诉讼“毫无依据”，并指其“给阿拉斯加的选举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加州，司法部从诉讼升级为刑事调查，向洛杉矶县选民登记办公室发出大陪审团传票，洛杉矶县登记官洛根公开指责司法部“在每一步都采取对抗性和敌对性的方式”。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弗拉德克的话说，“先发制人的选举干预是一个序曲”。


过去的模式是“接受结果—四年备战—下次再来”，杜鲁门、克林顿、布什走的都是这条路，制度的自我修复就藏在这个循环里。一旦“在结果产生之前就为不认证预设条件”被证明有效——哪怕只是在阿拉斯加这样的单一席位制造数周的认证不确定性——它就不会停留在2026年。届时问题不再是谁赢，而是计票结果是否还被各方承认为权威的事实来源。


第四，提前投票的规模与结构正在改变选举日的政治含义。 截至10月29日，全美已有超过4400万人提前投票，仅比2022年中期选举的总投票数少不到200万；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个投票中心，选举官员称投票率约为2022年的两倍。PBS/NPR/Marist的调查中，已投票的选民以68%对31%的比例支持民主党，而未投票者两党各占48%持平；共和党可能投票者中有一半计划在选举日当天现场投票，民主党则只有31%。这意味着选举日当天的“红色偏移”幅度将成为决定最终结果的关键变量，也意味着当晚计票尚未完成时的叙事真空，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容易被诉讼和政治声明填充。


六、经济学家的落脚点：历史类比的真正用途


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不在于预测席位，而在于预判行为。


从上述三个模板中可以提炼出一条高度稳定的规律：中期选举失利的总统，通常会采取三项行动——寻找替罪羊、转向对外事务、提前为下一场选举预热。这三件事，特朗普一件都不会少做，而且他已经提前开始了第一项，并把第二项（伊朗战争）与第三项（将中期选举定义为对他的公投）合并在同一条竞选轨迹上。


由此可以得出三条相对确定的推论：


其一，立法产出收缩是大概率事件，但行政活动不会收敛。 无论哪种结局，2027到2028年的美国国内立法都将维持低产出状态；与此同时，关税、执法优先级、监管豁免等行政工具的使用频率会上升。这类工具的共性在于见效快、可逆性强、法律脆弱度高——对企业而言，这意味着资本开支决策必须为“政策反转”预留折现率。


其二，财政摩擦的风险性质已经改变：它不再只是周期性的预算对峙风险，而正在演变为一种结构性的主权信用重定价压力。联邦债务在2026年8月突破40万亿美元，2026财年赤字约1.99万亿美元，为五年来最高，净利息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36万亿美元，超过国防预算。10年期美债收益率本月一度接近5.4%，为2002年以来最高，直接推高了房贷成本。关键在于，华尔街正在抛弃一个长期信奉的假设：分裂政府带来的“僵局”会约束支出、利好债券。管理21亿美元资产的Diamond Hill投资组合经理Henry Song算了一笔直白的账：“如果什么都不做，未来两年你只会继续往上加债。”DWS美洲固定收益主管Catrambone说得更不客气：把一个功能失调的国会会期或更多政府停摆“交到债券市场手里”，在利率已经大幅backed up的情况下，“我不确定经济能不能承受”。分裂政府不会导致违约，但它会把每一次预算对峙都变成一次对期限溢价的重新定价，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被市场默认消化。


其三，对外政策的可谈判窗口与突发施压将并存。 伊朗战争已经打乱了特朗普原定的中美首脑会晤节奏，峰会被推迟，贸易休战的前景被蒙上阴影；最高法院驳回全球关税后，白宫转向新的贸易调查来重建压力。分裂政府下，对外事务往往是少数能达成临时妥协的领域，但这种妥协通常是技术性、短期且互相指责着签下的。对中国而言，合理的应对姿态不是押注某一方胜出，而是把产业韧性、内需空间和金融安全垫做实——这是唯一不受对方选举日历影响的变量。


结语


1946年，杜鲁门输了54席，然后赢了1948年。

1994年，克林顿输了54席，然后赢了1996年，还看着对手在1998年输了5席。

2006年，小布什输了31席，然后什么都没能赢回来。


这三个故事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输的人认了账，然后回去干活或回去竞选。2026年之所以特殊，不在于民调数字有多难看——难看的数据历史上多的是——而在于“认账”这个环节，第一次被事先设成了有条件的。司法部在阿拉斯加的修正诉讼不是在问“票数够不够”，而是在问“在什么条件下，票数才可以被认证”；加州的传票也不是在追查已经投出的票，而是在选举日之前就对选民名册发起了刑事调查。这些问题被提出的方式本身，就已经把答案的一部分握在了提问者手里。


11月3日，435个众议院席位、35个参议院席位和三十多个州的州长将同时改选。库克政治报告说民主党可能拿到240席，Silver Bulletin说概率是95.1%，但比这些数字更值得记录的，是认证完成的那一天是否还能像1946年、1994年和2006年那样，成为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


历史确实会押韵。只是这一次，押的可能是韵脚，断的却是节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