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内需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迈上30万亿元新台阶，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在这一高强度的财政盘子中，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以“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传统“大水漫灌”的扩内需新路径。

截至2026年8月，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已有约1.13亿人次居民、约622万家企业获得支持，累计撬动相关领域新发放信贷超20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增超8800亿元，增幅为4.5%。这组数据背后，折射的不仅是数字的变化，更是宏观调控理念与工具的深层变革。

一、从“撒胡椒面”到“精准滴灌”：1000亿财政资金如何撬动万亿效果？

传统财政扩张模式的核心逻辑是“政府直接花钱”——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政府投资，通过订单传导改善企业生产与就业，最终拉动居民消费。这种模式见效快，但容易陷入“政府热、市场冷”的困境，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有限，且可能挤出民间投资。

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则彻底转换了思路。财政资金不再直接充当“买单者”，而是扮演“引水渠”的角色——通过贴息降低融资成本、通过担保增强信用资质、通过风险分担缓释金融机构顾虑，系统性重塑资金的风险收益结构，引导金融活水实现靶向滴灌。

这种转变的精髓在于“精准”二字。六项政策工具各有靶向：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和设备更新贷款贴息瞄准投资端的“毛细血管”，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和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着力破解“不愿贷”“不敢担”的症结，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则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释放消费潜力。4项促投资政策与2项促消费政策分工明确、协同发力，从“单点扶持”到“普惠共享”、从“政府配菜”到“市场点菜”的转变，正是“精准扩面”的核心要义。

福建龙岩的一家智能装备企业的经历很有代表性：这家企业订单爆满，计划建设数字化新产线，通过政策拿到了3550万元授信，两周就完成审批，中央财政贴息1.5%加上地方财政贴息1%，融资利率直接从2.85%降到了0.35%，新厂房年底投产后年销售额预计能增加8亿元。山西太原的一家养老机构也靠着政策拿到了200万元纯信用经营贷，不用任何抵押物，利息直接降了三分之一，刚好够改造床位和康复设施。这些案例不是孤例——政策出台7个月来，4项促投资政策累计支持民间投资约1.51万亿元，2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资金不仅流向了农林牧渔、文旅康养等传统产业，也投向了高端装备、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初步显现，真正做到了“精准滴灌”到实体经济的每一个毛细血管。

二、三维度升级：政策优化改到了企业和老百姓的痒处

2026年8月起，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政策在三个维度上同步升级。每一个维度的调整都精准对应着前期落地中暴露出来的真实痛点。

拓宽贴息范围，从“资本形成”延伸到“经营活动与最终消费”。 新政策将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新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纳入贴息范围，按年化1个百分点、最长2年给予支持；同时将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信用卡分期业务全面纳入个人消费贷款贴息范畴。这一调整的意义在于，财政贴息的作用对象从传统的固定资产投资扩展到了企业日常经营和居民即时消费，更加直接地针对当前经济“供强需弱”的主要矛盾。

很多小微企业最缺的不是买设备的钱，而是发工资、进货的流动资金。以前贴息只覆盖固定资产贷款，相当于只解决了“买工具”的问题，没解决“开机器”的问题。这次把流动资金贷款纳入进来，才算真正踩到了企业的痛点。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以前只有银行消费贷、账单分期能享受贴息，现在只要用信用卡分期消费——不管是买车、装修还是买大件家电——都能享受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优惠，相当于直接打了折扣，政策触达的场景一下子从银行网点延伸到了所有消费场景。

扩容经办机构，疏通资金传导的“最后一公里”。 经办机构从约100家大幅扩容至约400家，在21家全国性银行基础上，纳入金融监管评级3A及以上的城商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营银行与外资银行。这意味着政策触角真正抵达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把服务窗口开到县域、社区和个体工商户的“家门口”。

以前贴息业务基本只有大银行能办，很多县域的小微企业、个体户根本够不着。这次把农商行、民营银行都纳进来，就是要解决“政策看得见、摸不着”的问题，让政策红利真正普惠到最广大的市场主体。

提高额度上限，增强实际激励效果。 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上限从5000万元提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从1000万元提至2000万元，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上限从3000元升至5000元。额度的提升不是简单的“加钱”，而是对实体经济真实融资需求的回应——正如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发布会上引述的那位能源企业负责人的案例：政策出台前贷款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政策出台后获得了1300万元、3年期中长期贷款，解决了春季集中开工的“燃眉之急”。

三、“1+1>2”：协同机制的制度创新价值

财政金融协同的深层意义，远超短期刺激层面。它实质上是我国宏观调控范式的一次重要迭代。

长期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有优势、各有侧重，但在实践中往往“并行运用”多于“机制协同”。财政扩张面临资金成本与风险约束，货币宽松对实体需求的拉动效果有待提升。一揽子政策通过“补、奖、贴、偿、投”等多元工具的制度性安排，将财政的信用支持功能与金融的资金配置功能深度耦合，构建起“决策协同、工具协同、工作协同”的三维体系。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马洪范指出，这一政策推动了财政部门从“直接支付者”向“资源撬动者”的角色升级，以较小财政成本撬动更大规模社会与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今年财政安排1000亿元用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方式，以较少的财政资金撬动更多社会资金参与，放大了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星图金融高级研究员高政扬的分析也表明，此次三项优化标志着积极财政政策从总量扩张向结构优化与精准发力转型——在30万亿元财政支出、11.89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的高力度背景下，政策效能的关键已经从“投多少”转向“怎么投”，而财政金融协同正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的核心抓手。

更重要的是，政策正在推动财政与金融的联动走向常态化、长效化。廖岷明确表示，财政部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和新举措，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同时将与央行等金融管理部门建立常态化协调机制，推动财政金融联动常态化和长效化。这意味着财政金融协同不是短期的“应急举措”，而是会成为未来宏观调控的常规手段，市场主体的政策预期也会更加稳定。

四、仍需打通的“堵点”

成绩值得肯定，但问题也不容回避。实践中，政策协同机制仍不完善，不少地方尚未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财政金融协同工作机制；部分地区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本的能力偏弱，乘数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基层地区政策落地能力相对欠缺，存在政策解读不到位、审批效率偏低等情况。正如金思宇研究员所指出的，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叠加国内供强需弱的矛盾，使部分企业盈利预期承压、投资意愿趋于谨慎，制约民间投资修复。财政贴息等工具的短期限设计与实体投资回收周期欠匹配的问题也值得关注。

从地方实践来看，已经有不少探索值得推广：安徽发布了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推广债贷组合模式，深化“农业保险+”改革，提升政策效能；福建明确省级技改贷款贴息可与国家设备更新贴息叠加，最高贴息至2.5%，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些因地制宜的探索，为政策落地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下一步，应着力健全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构建政策联合制定、联合实施、联合监管、联合评估的全流程协同体系；完善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运用大数据和AI技术深度嵌入财会监督与金融监管，推动政策精准识别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和居民，实现“免申即享”；加大政策宣传普及力度，借助数字化手段向企业和居民精准推送政策信息，切实提升政策知晓度和覆盖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认为，下半年财金协同的发力重点不在于简单增加政策数量，而是需要在稳中求进中做到总量与结构并重，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结语

打通内需的“任督二脉”，本质上是要畅通从政策端到市场主体端的传导链条，让财政资金的“引水渠”真正变成金融活水的“灌溉网”。从1000亿元撬动20万亿元信贷的实践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组令人振奋的数字，更是一种宏观调控新范式的渐次成型——它不追求短期强刺激，而是以机制创新激发市场内生动力；不依赖政府“单打独斗”，而是以协同效应实现“四两拨千斤”。

随着优化版政策的持续落地，以及更多新政策的陆续推出，财政与金融的联动效能还将进一步释放。当政策红利精准抵达每一个有需求的市场主体，当居民的消费潜力、企业的投资活力充分迸发，内需这盘大棋才能真正活起来，为中国经济向新向好向优积蓄更持久的动能。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财政金融协同的探索，正在为这一战略之举提供越来越坚实的制度支撑。

作者金思宇系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