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摘要： 2026年8月美国启动对伊新一轮制裁，将压力直接传导至中国。本文系统梳理了中方应对的完整战略布局：法律层面以《阻断办法》首份阻断禁令为核心，构建起否定美国单边制裁境内效力的法治闭环；金融层面以昆仑银行专属通道和中伊人民币闭环结算为基础，依托CIPS基础设施的规模化扩张，实现绕开美元体系的自主结算；能源安全层面通过多元化进口布局和超10亿桶战略储备对冲风险。文章同时客观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资本账户管制、安全资产供给不足、离岸市场体量薄弱、"特里芬悖论"等结构性约束，并提出分阶段突破路径：短期夯实CIPS独立运行能力和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基础设施，中期渐进开放资本账户、丰富安全资产供给，长期构建制度信任、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体系建设。文章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而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走向多元均衡，让美元不再绝对。

关键词： 对伊制裁；人民币国际化；CIPS；跨境结算；去美元化；石油人民币；金融安全；阻断立法；资本账户开放；数字人民币

一、引言：一场压力测试背后的战略定力

2026年8月24日，美国财政部启动代号"经济弃民行动"的对伊新一轮制裁，将伊朗石油出口的金融通道进一步收窄。作为伊朗石油出口的最大接收方，中国被推到了这场博弈的最前沿。然而，与以往面对制裁时的被动应对不同，外交部回应冷静而克制——明确反对未经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强调中伊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第三方干扰。这份从容并非凭空而来，其背后是过去八年围绕金融安全、能源安全、法律反制所搭建的一套完整防御体系。如果说美方的制裁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压力测试，那么中方的应答则是一次系统能力的全面检阅。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这套体系的内在逻辑，客观评估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结构性约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分阶段的突破路径。

二、法律反制：从制度储备到实战落地的闭环体系

美方二级制裁的核心威慑逻辑，是通过美元清算体系的单点垄断，逼迫全球企业和金融机构主动切割与被制裁对象的往来。这一逻辑之所以屡试不爽，是因为此前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为市场主体提供具有足够法律威慑力的替代性合规框架。而中方的第一步应对，恰恰是从法律层面彻底否定美国单边制裁在中国境内的效力。

2026年5月2日，商务部发布《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自2021年施行以来的首份正式阻断禁令，明确要求境内主体"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等5家中国民营炼化企业实施的SDN清单列名、冻结资产等制裁措施。这意味着，如果境外企业迫于美方压力单方面中断与这5家中企的合同，中方企业可以直接在国内法院起诉索赔，跨国企业的内部制裁合规政策不得优先于中国法项下的阻断义务。这一禁令的法律效力在于：它将境内主体的合规义务从"遵循美国规则"强制切换为"遵循中国规则"，使任何试图配合美方制裁的市场行为都面临在中国法域内的高昂诉讼成本。

这份禁令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中国涉外反制法律体系的关键落子：2021年出台的《反外国制裁法》解决了"谁来反制、怎么反制"的授权问题，为反制措施的合法性提供了上位法依据；《阻断办法》解决了"外国长臂管辖到中国境内，我们不认"的拒绝问题，明确了境内主体的不作为义务；2026年4月国务院出台的《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则补上了"产业链遭遇歧视性限制时如何主动反击"的实战环节，赋予相关部委对配合制裁的境外实体采取吊销执照、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等反制措施的权力。三条法律线索形成完整闭环——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反制，从个案应对到制度威慑，中国已经拥有了完整的法治工具箱。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这套法律体系向全球市场主体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在中国市场运营，必须将中国法律置于合规框架的优先层级，美元体系的合规优先性不再天然成立。

三、金融布局：绕开美元体系的闭环生态

法律反制是防御之盾，而人民币跨境结算体系则是从根本上削弱美元制裁效力的进攻之矛。当贸易双方全程不使用美元、不经过SWIFT系统，美方的制裁工具就会在技术层面直接失效。

（一）结算通道的闭环设计

自2026年1月1日起，伊朗对华原油出口已实现100%人民币结算，全部经由昆仑银行通道完成，全程绕开美元清算和SWIFT报文系统。这家2012年即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银行，反而因此与美元体系彻底切割，成为中伊能源贸易的专属结算通道，年结算金额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这构成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局面：美方的制裁本意是切断伊朗的金融生命线，却客观上倒逼出了一条完全独立于美元体系的双边结算通道。

这套闭环的精妙之处在于资金流向的完全内循环：伊朗卖油获得的人民币，绝大部分直接用于采购中国的工业品、基建服务和技术设备，资金全程在中国金融系统内流转，美方根本找不到可供冻结的美元账户。制裁中国企业？有阻断法提供境内法律保护。制裁伊朗？油照运、钱照结——只是结算货币从美元换成了人民币。冻结资产？没有美元资产可冻。每一环节都针对美元制裁的运作机理进行了精确的"去耦合"设计，使整套制裁工具在技术层面陷入"无处着力"的困境。

（二）基础设施的规模化扩张

作为这套闭环的核心基础设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扩容速度远超预期。截至2026年6月末，CIPS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可通过5200多家法人银行机构触达全球。2026年3月，CIPS日均交易额达9205亿元，4月2日单日交易额飙升至1.22万亿元，创历史新高。2026年上半年，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已达52.9%，资本项下人民币收付占比升至60%左右——人民币已正式成为中国对外收支的第一大结算货币。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套体系已经跑出了可复制的样本。截至2026年4月，中俄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率已超过99%，人民币占比超过90%。从2008年接近于零的美元结算，到18年间完成从美元主导到人民币主导的全链条切换，这一进程有力证明：在双边贸易规模足够大、金融基础设施足够成熟的前提下，人民币结算完全可以替代美元，完成大规模国际贸易的全流程运转。俄罗斯的经验为中东、东南亚、拉美等区域的本币结算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蓝图。

（三）石油人民币的实质性突破

中伊的闭环模式正在向整个中东地区扩散。截至2026年3月，中东地区对华原油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占比已历史性突破41%，人民币首次成为中东石油贸易中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结算货币，美元占比降至52%，跌破55%的心理关口——仅仅几年前，美元在中东石油结算中仍占据90%以上的绝对垄断地位。2026年2月，全球最大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对中国出口的原油中已有45%使用人民币结算；伊拉克央行也在2026年2月正式允许合格银行使用人民币开展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在中东的结算场景正从零星试点向规模化应用快速铺开，一个以人民币为纽带、覆盖从波斯湾到中国市场的能源贸易结算网络正在成型。

（四）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延伸

在CIPS之外，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正在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增长极。截至2026年上半年，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已吸纳49家商业银行参与，累计交易额折合近5000亿元人民币。2026年4月，"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实现7×24小时智能跨境支付，将跨境结算时间从传统的3—5天压缩至秒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字人民币的独特优势在于：它不依赖银行账户体系即可完成价值转移，天然具备跨境支付的技术穿透性，能够在传统金融基础设施难以覆盖的场景中建立人民币的支付存在。这一技术路径为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东盟、非洲等金融基础设施薄弱区域的渗透提供了独特的制度优势。

四、能源对冲：多元化供应的安全缓冲

即便美方将制裁升级至针对中国金融机构的极端场景，中方也有充足的能源安全缓冲，不会因外部冲击而陷入能源断供的被动境地。

经过多年战略布局，中国原油进口已经形成"多点供应"的多元化格局。2025年全年，中国进口俄罗斯原油9152万吨，占进口总量的17.5%；进口沙特原油7411万吨，占比14.17%；进口阿联酋原油3143万吨，占比6.01%；伊朗原油的进口占比约为11%—13%，虽不可忽视，但远非不可替代。这一分散化的进口结构本身就是最有效的风险对冲——任何一个来源地的供应波动，都有其他渠道可以快速弥补。

2026年以来，这一格局的缓冲效应已经充分显现。受美印贸易协议影响，印度逐步停购俄罗斯石油，俄方对华原油出口快速放量：2026年1至7月，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达6643.3万吨，同比增长14.9%；截至2026年8月，中国海运进口俄罗斯原油预计达到每日125万桶，乌拉尔原油的对华折扣扩大到每桶12至15美元，山东等地的民营炼厂成为主要受益方。与此同时，中俄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占比已逼近99%，即便伊朗原油进口在极端情形下受到冲击，俄罗斯原油也可以在价格和结算两个维度上快速补位——既保障量的稳定，又保障结算通道的畅通。

战略储备则构成了最后一道安全垫。截至2026年上半年，中国原油库存超过10亿桶，即便进口完全中断，也足以支撑100天以上的国内消费。更为深远的结构性变化在于需求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每天可替代约100万桶汽油和柴油消费，国内石油消费峰值已近在眼前。从长远来看，能源转型本身正在从根本上降低中国对进口原油的战略依赖，而这将反过来削弱任何试图通过能源封锁施加压力的外部力量的实际效力。

五、美方的结构性约束：制裁难以落地的底层逻辑

在8月24日的制裁名单中，美方并未将任何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列入制裁范围。财政部长贝森特虽在公开声明中强调"无人可凌驾于美国制裁之上"，实际操作中却刻意回避了中国核心银行。这一"雷声大、雨点小"的操作背后，是三重深层次的结构性约束。

第一，中美经济深度绑定。 2025年中美贸易额接近5600亿美元，若贸然制裁中国四大行，将直接冲击美元清算体系的稳定性——中国银行体系处理着全球大量美元交易，任何针对中国主要银行的制裁都会引发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缩，推高美国国内利率和通胀水平，最终反噬美国自身经济。制裁工具的杀伤力从来是双向的，当被制裁对象在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时，制裁发起方同样难以独善其身。

第二，关键矿产的反制筹码。 中国掌握全球绝大多数稀土精炼产能，美国军工和高科技产业高度依赖中国稀土供应。2025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收紧关键矿物出口管制，曾直接迫使美方叫停升级计划。这一现实构成了美方在升级金融制裁时不得不纳入考量的"反制成本"——任何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极端措施，都可能触发中国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上的对等回应。

第三，美债市场的隐性约束。 美国国债总规模已突破40万亿美元，年利息支出超1万亿美元。中国作为美债主要海外持有者之一，若中美金融对抗激化，中方减持美债的潜在可能性将直接影响美债市场的稳定性和美国财政部的融资成本。这一"金融恐怖平衡"虽不常被摆上台面，却始终是美方决策者心中不可忽视的底线变量。

三重约束共同构成了美元制裁工具的"边界条件"：它不是无所不能的，而是有成本、有代价、有反噬风险的。这恰恰解释了为何美方在言辞上不断加码，在行动上却始终留有余地。

六、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结构性挑战

即便应对当前局势游刃有余，我们也必须客观承认，人民币要真正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仍面临多重深层次的结构性约束。正视这些约束，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在战略上保持清醒、在战术上精准发力。

第一，资本账户管制的制度性天花板。 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已实现完全可兑换，但资本项下仍存在较为严格的管制——境外投资者不能完全自由地买卖中国股票和债券、不能自由汇出投资收益。这与全球储备货币所要求的"随时、自由、低成本进出"的前提存在根本性矛盾。一种货币若要被全球央行和机构投资者广泛持有，它必须同时满足"可自由获取"和"可自由处置"两个条件，而当前的人民币在后者上仍有制度性短板。

第二，安全资产供给不足。 美元之所以不可替代，核心原因在于美国国债市场以超过27万亿美元的深度和流动性，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无可比拟的安全资产池。截至2026年8月，中国国债市场虽已跃居全球第二，但外资占比仅约3%，与美债约30%的外资持有比例相去甚远。更为关键的是，人民币利率互换、外汇期权等衍生品交易量仅为美元的八分之一左右，大型国际机构无法有效管理汇率和利率风险。这意味着人民币目前更多扮演"交易媒介"的角色，而非"价值储存"的功能——后者才是一种货币国际地位的核心支柱。

第三，离岸市场体量薄弱。 截至2026年5月，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约1.13万亿元，与欧洲美元市场数十万亿美元的体量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流动性不足意味着大额交易会直接冲击汇率，机构投资者不敢大规模配置人民币资产，而这又反过来抑制了离岸市场的深度发展，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困境。离岸市场是国际货币的"蓄水池"，池子太浅，就难以承接大规模的全球资本流动。

第四，"特里芬悖论"的逆向困境。 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通过逆差向全球持续输出美元流动性。而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顺差，人民币在跨境流动中是净回笼而非净输出。境外主体要获得大量人民币资金，需要中国持续对外输出人民币，这与中国的贸易结构天然矛盾。如何在保持出口竞争力的同时扩大人民币的跨境输出，是一个需要制度创新才能破解的难题。

这四重约束相互交织、互为掣肘，任何一重的突破都需要其他方面的协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有清晰的阶段划分和务实的路径设计。

七、突破路径：人民币国际化的渐进式策略

面对上述结构性挑战，人民币国际化不能走美元霸权的旧路，更不能急于求成、毕其功于一役。必须结合中国的制度优势、贸易体量和发展阶段，走出一条渐进式、差异化、可持续的突破路径。

（一）短期（1—3年）：夯实基础设施，扩大使用场景

第一，加速CIPS的独立运行能力建设。 2026年2月，CIPS已完成重大系统升级，权限从跨境人民币拓展至离岸人民币及外币的跨境支付。下一步要加快推进CIPS与港交所等境外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新增托收类报文、搭建跨境综合信息平台，实质性打造一套可独立运行的非SWIFT清算替代通道，将人民币跨境交易对SWIFT的依赖度从当前的30%进一步降至10%以下。独立运行能力是金融安全的"压舱石"，其战略价值在于：即使SWIFT在极端情形下切断对中国机构的服务，CIPS仍能保障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基本运转。

第二，推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规模化落地。 截至2025年底，mBridge平台累计交易额折合近5000亿元人民币，已有49家商业银行参与。下一步要加快扩容参与成员，将更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东盟、中东国家的央行和商业银行纳入体系，依托"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智能跨境支付，将跨境支付成本降低50%以上，结算时间从传统的3至5天压缩至秒级。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不仅是一项技术升级，更是一次支付范式的转换——它使得人民币能够绕过传统代理行网络的限制，在银行体系覆盖不足的地区建立支付存在。

第三，扩大离岸人民币市场体量。 依托2026年陆家嘴论坛发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加快上海自贸离岸债发行扩容。2026年上半年点心债发行规模已突破8000亿元，下一步要推动更多境外主权机构、优质企业来华发行熊猫债，常态化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国债和央票，完善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同时依托香港金管局扩容至5000亿元的人民资产业务资金安排，提升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能力，力争到2028年将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提升至5万亿元以上。

第四，深化本币结算合作网络。 在现有中俄、中伊、中沙本币结算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货币互换协议的覆盖范围，重点推进与东盟、海合会、拉美国家的本币结算合作，到2028年将本币结算覆盖的贸易额占比提升至30%以上。本币结算的核心价值在于"去依赖"——当越来越多的双边贸易脱离美元中介，美元制裁的"射程"就在事实上不断收缩。

（二）中期（3—7年）：渐进开放资本账户，丰富安全资产供给

第一，稳步推进资本账户渐进开放。 遵循"先经常项目后资本项目、先高净值主体后普通主体、先试点后推广"的原则，优先在自贸区、海南自贸港等区域试点放宽个人和企业的跨境投资额度，逐步将个人年度购汇额度从5万美元提升至10万至20万美元，逐步放开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股票、债券、衍生品市场的准入限制，力争到2030年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需要强调的是，"基本可兑换"不等于"完全无管制"，而是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有序开放——既保障资本的跨境自由流动，又保留应对异常波动的政策工具。

第二，丰富人民币安全资产供给。 扩大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规模，推出更多长久期、高信用等级的人民币债券品种，丰富人民币利率互换、外汇期权等衍生品工具，到2030年将人民币衍生品交易量提升至美元的三分之一以上，为境外投资者提供完善的汇率、利率风险对冲工具。安全资产池的深度和流动性，决定了全球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和规模，这是人民币从"交易货币"迈向"储备货币"的关键一跃。

第三，提升人民币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 依托境外央行国债回购工具等创新安排，吸引更多境外央行、主权财富基金持有人民币资产，到2030年将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当前的约2.2%提升至5%以上，使其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全球第三大储备货币。储备货币地位的提升不仅是一项数量指标，更是一种制度信用的体现——它意味着全球央行愿意将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以人民币形态保存，这是对人民币长期稳定性最有力的背书。

（三）长期（7—15年）：构建制度信任，参与全球货币治理

第一，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的法治体系。 进一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提升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完善境外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构建国际投资者认可的人民币资产制度环境。制度信任是货币国际化的终极基石——它不是靠经济规模自然生成的，而是靠持续稳定的法治实践逐步积累的。

第二，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体系建设。 依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大宗商品进口国的市场优势，逐步推动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稀土等大宗商品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到2035年将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中的占比提升至20%以上，形成"石油人民币""矿产人民币"的定价体系。大宗商品定价权是货币国际地位的"冠冕"，一旦人民币在大宗商品领域确立了定价基准地位，其国际使用便将脱离对双边贸易的依赖，进入"第三方使用"的新阶段。

第三，深度参与全球货币治理改革。 依托金砖国家、上合组织、G20等多边平台，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均衡方向发展，反对单边金融制裁的滥用，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跨境支付体系。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不是取代任何一种现有货币，而是成为多极货币格局中的重要一极——让世界不再因缺乏选择而被迫屈从于单一货币的意志。

八、结语

纵观全文，中国应对美方对伊金融围剿的战略逻辑，可以概括为三个递进层次：短期靠体系防御，中期靠场景扩张，长期靠制度竞争。

在短期维度上，中国已经建成了一套"法律阻断+金融闭环+能源对冲"三位一体的防御体系。《阻断办法》首份禁令的落地，标志着中方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设限，从个案应对转向制度威慑；昆仑银行专属通道和中伊人民币闭环结算，让美方的制裁工具在技术层面直接失效——没有美元参与的交易，美元制裁便无从附着；多元化能源进口布局和超10亿桶战略储备，则为极端场景提供了充足的安全缓冲。这套体系的核心特征在于：它不依赖于与美方的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提前布局替代方案，使对方的制裁工具逐渐"够不着""落不下""无效用"。

在中期维度上，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瓶颈已从"能不能走出去"转向"能不能留下来"。贸易结算解决的是流通问题，但决定一种货币国际地位的，是全球投资者愿不愿意长期持有它。这要求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安全资产供给、离岸市场深度、衍生品工具完善等方面持续发力。中俄本币结算率从接近于零到超过99%用了18年，人民币在中东石油结算中从几乎为零到突破41%用了不到5年——速度的加快说明基础设施一旦成熟，场景扩张可以呈现加速度。但加速度不能替代制度建设的耐心，资本账户的开放必须遵循"试点—评估—推广"的渐进节奏，避免因过快开放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在长期维度上，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不是"取代美元"，而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从单极霸权走向多元均衡。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更替从来不是一场"闪电战"，而是一场漫长的"阵地战"。英镑从主导地位退场用了近半个世纪，美元取代英镑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地缘催化。人民币的崛起路径注定不同——它不依赖地缘冲突的催化，而是依托贸易场景的积累、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制度信任的建设，逐步扩大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份额。

更值得关注的是，对美元地位最大的威胁，可能并非来自人民币的外部竞争，而是来自美国自身的政策选择。持续的财政赤字扩张、货币政策的政治化倾向，以及过度使用金融制裁作为外交工具，都在从内部瓦解美元霸权的制度基础。2025年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美元份额已降至56.4%，长期下行趋势大概率延续。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因被制裁而寻找替代方案，当越来越多的贸易因去美元化而使用本币结算，美元霸权的"网络效应"就会逐步衰减——不是因为有人刻意推翻它，而是因为选择变多了，它便不再不可替代。

当美国财政部的制裁令在2026年8月的一个寻常午后落地时，它触碰的已不再是那个习惯于被动应对的中国。从《阻断办法》的法律亮剑，到昆仑银行闭环结算的金融韧性；从CIPS日均近万亿的交易洪流，到中东石油人民币结算的历史性突破——这场围绕美元霸权的攻守易势，揭示出一个深层变迁：美元制裁的威慑力，建立在对全球金融通道的绝对垄断之上；而中国过去八年的战略布局，恰恰是在为这个世界"修路搭桥"——不是要另起炉灶与美元对抗，而是在美元之外，铺设一条同样通畅、同样可信、同样安全的替代性通道。

归根结底，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场"马拉松"而非"百米冲刺"。中国需要做的，不是急于求成地挑战美元地位，而是在每一笔跨境结算、每一项制度建设、每一个贸易场景中，持续积累人民币的使用惯性和制度信用。当这些微观积累汇聚成宏观趋势，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便不再是一种愿景，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当两条通道并行存在时，单边制裁的威力便不再绝对——这或许正是这场博弈的终极启示：美元霸权的真正对手，从来不是某一种货币，而是多元选择的时代趋势本身。

历史终将证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从不遵循零和博弈的宿命。当中国以全球最大贸易国的体量、以数字人民币的前沿探索、以制度型开放的坚定承诺，持续为世界提供人民币这一"公共品"时，我们推动的不仅是一种货币的国际化，更是一个多极共治、多元共存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这条路注定漫长，但方向已然清晰——因为当选择变得足够多、足够好时，垄断便不攻自破，霸权便不推自倒。这既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历史贡献。

（作者：金思宇，系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