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国际问题观察家、特约评论员 )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2026年11月19日,中美俄三国元首在深圳APEC领导人会议周期间举行历史上首次面对面三边会晤,围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大国关系战略稳定交换意见。这场会晤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在于三国之间分歧已经消弭,而在于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三个对全球战略稳定负有特殊责任的大国,愿意坐到同一张桌前,为竞争设置底线、为对话保留空间。大国对话的边界,某种程度上就是世界和平的底线;大国关系的稳定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后国际秩序能否在风浪中守住根基。

一、压舱之石:战后国际秩序的价值,不在完美而在不可替代

二战浩劫之后,国际社会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石,建立起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集体安全等一整套制度安排。这套秩序并不完美,安理会改革滞后、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决议执行存在双重标准,都是真实而长期的问题。但评价一套秩序,不能只看它没有做到什么,更要看它避免了什么。八十余年间,大规模世界大战得以避免,全球产业链在深度交融中不断延伸,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人类发展水平实现前所未有的跃升。联合国安理会迄今授权70余项维和行动,当前仍在运行的11项任务为冲突地区数以百万计民众提供基本安全庇护;全球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近36%降至2015年的10%,多边发展框架在其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则为全球贸易提供了可预期的规则环境。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间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长期保持在68%以上,这种相互依存本身就是规则体系长期运转的产物。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战后国际秩序不是僵化的历史遗存,而是可以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在完善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治理根基。改革的方向,应当是让这套秩序更公正、更有效,而不是以“不合我意”为由绕开它、削弱它、另起炉灶。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国际社会真正的分歧不是“要不要秩序”,而是“要一种什么样的秩序”:是继续以规则和多边协商为底色,还是退回以实力划界、以阵营站队的旧逻辑。答案关乎每一个国家的安危与福祉。

二、病灶所在:规则约束力被选择性对待,是秩序面临的最大冲击

当前国际秩序遭遇的挑战,集中表现为规则约束力在部分行为体面前的系统性弱化。个别大国对国际机制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态度,退出或架空其认为不便的多边安排,又以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和贸易霸凌将国内政治逻辑外溢为国际行为。联合国当前面临约24亿美元经常预算缺口和27亿美元维和预算缺口,最大欠费国拖欠的常规预算款项占未缴总额的95%以上。主要受益者与主要出资者同时成为运转梗阻,治理效能下降便不是“体系本身失灵”,而是“体系被选择性对待”的结果。

安全领域同样如此。以意识形态划线重组集团政治,以“文明冲突”“制度对抗”为叙事制造分裂,不仅无助于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反而压缩了对话协商的空间。规则之所以成为规则,恰恰在于它对最强者同样具有约束力;如果规则只在弱者身上生效,它就不再是规则,而只是强权的装饰。国际社会需要的不是新旧冷战格局的复制,而是对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原则的切实遵守。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或许能得逞于一时,却不可能为世界带来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三、正途所在:多极化应当是平等有序,而非阵营分割

世界多极化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客观结果,不以任何一国的意志为转移。2025年以来,金砖机制扩员至11个正式成员国并形成多层次伙伴国网络,上海合作组织持续扩员,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治理中的参与诉求显著上升。扩员后的金砖国家约占全球GDP的39%、贸易额的2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已超过全球一半。这些数字反映的不是某一集团对另一集团的“挑战”,而是此前被边缘化的多数要求在国际治理中获得与其体量相称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核心在于两条底线:一是大小国家在规则制定和争端解决中的平等参与,二是多极格局的运行以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为共同框架,而非以势力范围划界。多极化如果演变为多个“中心”各自以强权逻辑行事,那不过是霸权形态的复制;多极化如果沦为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阵营拼盘,那不过是冷战思维的变体。真正有意义的多极化,是规则面前无例外、协商桌上无缺席。全球治理倡议所主张的方向,正是反对一国独霸、几方共治和集团政治,同时维护联合国在国际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让全球南方在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大发言权。这不是对现有体系的推翻,而是对代表性赤字的校正,是“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应有之义。

四、深圳窗口:中美俄的结构性责任与大国协调的有限进展

在多极化加速演进、治理赤字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中美俄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互动方式,直接关系到战争与和平、开放与封闭的走向。三国元首深圳会晤被外交部定性为具有“开创性意义”,指向的是探索新时期大国和平共处的新道路,而非建立某种“新雅尔塔体系”或“大国共治”。这一区分至关重要:三边会晤的意义,不在于三个大国替世界做决定,而在于三个对全球战略稳定负有特殊责任的国家,能否证明对话本身可以替代对抗的惯性。

中美关系的制度化管控在经贸领域取得了可核查的进展。2026年11月13日,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贸易理事会举行首次会议,围绕“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关税、农产品贸易等议题磋商,双方明确将通过这一常设机制“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中方自11月10日起继续暂停24%的对美加征关税税率,保留10%的税率,为双边经贸关系提供可预期窗口。两个最大经济体从关税战的剧烈冲击走向常设性磋商机制,本身就是对“脱钩”逻辑的一种实践性校正,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难得的确定性。

中俄关系的战略协作在制度层面持续深化。2026年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深圳会见普京总统时指出,中俄关系既“风雨不动安如山”,又“风物长宜放眼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双方要坚定扛起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引领和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中俄关系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以联合国宪章和战后国际秩序为框架,而不是以建立军事同盟或划分势力范围为目标,这与历史上大国集团政治的逻辑有着质的不同。2026年前三季度中俄双边贸易额达2143亿美元,同比增长30.6%,贸易本币结算占比突破99%。这一结算格局是在特定外部金融压力下形成的务实安排,客观上为两个大型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能源流动提供了不依赖单一主导货币的通道,增加了全球支付体系的多元性。

美俄关系的管控则更为有限和脆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于2026年2月失效,美俄之间不再存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战略武器控制框架。在这一真空下,2026年11月10日至11日俄美乌三方会谈在阿布扎比重启,时隔九个月恢复面对面磋商,俄乌原则同意进行新一轮大规模在押人员交换,各方就欧洲安全体系相关议题交换立场并达成相互理解。这一接触的层级和范围远不足以称为“战略稳定对话”,但它至少表明,即使在信任近乎为零的条件下,沟通渠道仍然可以被维持。对于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而言,保持对话本身不应被低估;但同样不应被高估的是,对话并不等于约束,更不等于规则。

深圳三边会晤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提出了一个问题而非给出了一个答案:大国能否在承认彼此分歧的前提下,为竞争设置底线、为合作保留空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受益的将不仅是三个大国本身。全球近200个主权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希望在大国之间选边站,而是希望拥有一个不被大国对抗撕裂的外部环境。大国协调如果能够降低误判风险、防止最坏情形,它就是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一种贡献;但它不能替代国际规则对所有人的平等约束,更不能替代全球南方在国际治理中的实质性参与。大国责任的真正检验标准,不在于会晤的象征意义,而在于规则被违反时,约束是否同样落在强者头上。

五、出路所在:全球化应当普惠包容,而非脱钩切割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极大释放了全球发展活力,但收益分配不均衡同样是真实存在的问题。部分国家内部产业空心化、蓝领阶层收入停滞、南北发展差距拉大,是全球化进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不能简单归因于开放本身,也不能以“脱钩断链”作为回应。所谓“小院高墙”和技术封锁,人为切割产业链供应链,最终抬高的是所有参与方的成本,损害的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共同基础。“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全球化的问题只能在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中解决,封闭和切割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不可治理。

普惠包容的全球化,需要在三个层面同时用力: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规则权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和融资支持,缩小数字鸿沟与发展落差;在绿色转型和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建立开放而非排他的合作框架。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创办30年来首次以倡议形式发布成果文件《深圳倡议》,各方重申亚太自贸区愿景,批准新版服务业路线图,承诺保障贸易通道畅通和必需品正常流动,开放的内涵从关税向服务和规则延伸。这一进程的价值在于,它证明即使在保护主义压力上升的环境下,规则导向的贸易安排仍然可以产生实际成果。中美经贸关系从关税战走向常设性磋商,中俄贸易本币结算的务实安排,美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有限接触,共同说明一个道理:大国经济关系的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的重要前提;大国之间回到规则框架内处置分歧,比放任单边施压更符合各方利益。

六、中国担当:以可验证的行动而非宣示来评判

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也是其维护者,这一点需要放在具体事实中审视。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累计派出5万余人次,当前近1800名官兵在7个维和任务区及联合国总部执行任务;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出资国,2025—2027年维和摊款比例升至约23.8%。在机制建设层面,全球治理倡议以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力求实效为核心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安全倡议理念写入180多份中方同有关国家和组织的双多边文件。中国与志同道合国家共同倡议建立的国际调解院于2025年10月在香港开业运营,填补了国际调解领域的机制空白。中国对最不发达国家实施零关税待遇、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同样是可核查的政策选择。

这些行动并不意味着中国在所有议题上的立场会与所有国家一致,也不意味着中国对现有秩序没有改革诉求。中国明确主张安理会改革应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主张国际金融体系应反映变化了的力量格局。但改革诉求与维护秩序并不矛盾——一个能够容纳改革、在改革中保持效能的秩序,恰恰比一个僵化不变或被动瓦解的秩序更符合国际社会的长远利益。在中美、中俄、美俄三组关系的管控中,中国选择的是一条以机制化对话替代极限施压、以元首外交锚定战略稳定、以多边框架容纳分歧的路径。这条路径的成效取决于所有相关方的持续投入,但其方向本身值得被认真对待。

结语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战后国际秩序的价值,不在于它已经完美,而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第一个以规则而非纯粹实力来管理共同事务的全球框架。这一框架正遭遇真实而严峻的考验:规则被选择性遵守,出资被政治化操弄,对话被阵营逻辑挤压。回应这些考验的方式,不是抛弃框架,而是让规则真正回到所有人头上,让多极化在平等有序的轨道上运行,让全球化在普惠包容的方向上校正收益分配。

中美俄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对这套秩序的存续负有特殊责任。深圳三边会晤的举行,以及此前中美经贸常设机制的建立、中俄在多极化和全球治理议程上的联合表达、美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有限接触,共同表明:即使在深刻分歧之中,对话仍然可以被组织,危机管控仍然可以被推进,全球经济稳定的底线仍然可以被共同守护。但这些进展的脆弱性同样不容回避:它们高度依赖最高层的政治意愿,尚未嵌入足够坚实的制度根基,也远未覆盖所有攸关和平与发展的议题。

以强权替代规则,最终无人安全;以阵营切割世界,最终无人获益。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与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国际社会在变局中守住和平与发展底线的务实选择,也是通向一个更公正、更可持续的全球秩序的现实路径。这条路径不会因为一次会晤而铺就,但每一次将对话置于对抗之上的努力,都是在为它增添一块可以站立的基石。“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更要有大国的担当。唯有如此,世界才能在变局中守住和平的底线,在乱局中开辟合作的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