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

一、历史性的“第一次”,发生在深圳

2026年11月19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深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中俄美元首会晤。这是三国元首有史以来首次面对面聚首。多年来,中俄、中美、俄美高层交往不断,却从未举行过正式的三方元首会晤。会晤后发表的《中俄美元首和平宣言》只有四条:推动联合国改革使之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生产和供应、重申能源稳定流动的重要性;认可国家同意原则和尊重国家官员享有豁免,国际刑事法院等机构不得滥用管辖权;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三国将就减少核风险、防止核扩散进行对话。

字句精炼,但每一条都指向当今世界最具体、最紧迫的安全痛点。它不是泛泛的和平倡议,而是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三个核大国,在同一张桌子前对各自核心关切做出的共同确认。俄美领导人在宣言中感谢中方主办此次历史性会晤,这一细节本身已经说明:没有中国提供的平台与信誉,这份名单上的三个国家很难坐到一起。

二、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中国?

世界等不起。 深圳会晤前一周,俄美乌三方刚刚在阿布扎比结束了为期两天的闭门会谈。双方就大规模交换被俘人员达成原则性共识,各有超过1000人被纳入名单,但在安全架构、领土问题、停火条件三个核心议题上,“重大分歧依然存在”。中东方向,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核设施周边军事风险持续累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明确指出地区“大规模冲突爆发的风险仍然很高”。核军控领域的情况更为严峻:《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于2026年2月到期,俄美双方“不再受该条约任何义务或对等声明约束”,核军备竞赛的“天花板”已经消失。这些挑战不会因为大国保持沉默而自行消解。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所说的“只要对话不停止、大门不关上,和平就有希望”,放在这样的时间坐标中,不是修辞,而是一种紧迫的政治判断。

深圳提供了窗口,但窗口不等于平台。 202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21个经济体领导人齐聚鹏城。需要指出的是,三方元首会晤并非APEC的正式议程,而是一场与之相互独立的专门安排。将一场独立的大国战略沟通嵌入APEC的时空场域,既借了多边经济合作的“势”,又没有让战略议题稀释APEC本身的功能。这种“借势而不混同”的设计,本身就是东道主外交精细度的体现。

中国的“召集力”是那个关键的增量变量。 中俄、中美、俄美之间都存在深层分歧,能让三方坐到同一张桌前,需要的不是“选边”的能力,而是“不选边却能建桥”的能力。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的概括是准确的:这“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也展现了中国大国外交的‘召集力’”。这种召集力的实质,不在于中国能让三方“同意”什么,而在于中国能让三方“到场”——在一个大国互信严重不足的时期,到场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公共产品。

有必要回应一种流行的类比。部分西方舆论将深圳会晤与1945年雅尔塔会议相提并论,吴心伯明确否定了这种比附:雅尔塔以瓜分势力范围的方式安排战后秩序,而深圳会晤“不会针对某个重大问题进行谈判或者作出决定,也不会划分势力范围”。俄罗斯学者卢基扬诺夫同样指出,当今不可能达成雅尔塔式的协议,会晤的目标在于“避免最具破坏性的局势”。王文则提醒,不应将这场会晤臆测为“G3共治世界”,其核心目标“是管控大国间冲突风险,并为大国共存建立一个可预测的框架”。厘清这一点很重要:深圳之约的意义不在于三个大国替世界做决定,而在于三个最有能力制造全球性后果的国家,同意先为彼此之间的互动安装一套最低限度的“防撞机制”。

三、习近平四点看法:大国相处的“深圳框架”

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就大国如何正确相处提出四点看法,构成了一份层次分明的“大国相处指南”。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 三国国情不同,谁也改变不了谁。关键在于“在涉及对方重大敏感问题上提前沟通、换位思考、谨慎行事,特别是不能触碰对方的底线”。这不是外交辞令——当三方在同一张桌上讨论乌克兰、核扩散、中东局势时,任何一方的“底线误判”都足以让对话本身崩盘。尊重是让对话得以持续的前提条件。

第二,坚持和平共处。 “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宿命。中俄美要做伙伴、做朋友,不冲突、不对抗。这一条的分量在于它的否定性:它否定的不是竞争的存在,而是“竞争必然滑向对抗”的自动逻辑。在核武器时代,大国和平共处不是一种道德选择,而是一种生存必需。

第三,坚持合作共赢。 三国禀赋不同、互补性强:俄罗斯是资源大国,中国是制造大国,美国是消费与金融大国。将三者优势贯通起来,而不是搞“脱钩断链”,本身就是对全球产业链稳定最直接的贡献。和平宣言第二条关于精炼石油产品供应与能源稳定流动的共识,正是这一逻辑在具体议题上的落地。

第四,坚持对话协商。 大国间有分歧在所难免,但不沟通,猜忌便会蔓延,小摩擦就可能演变成大冲突。保持常态化高层交往、建立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是把前三条从“共识”转化为“制度”的保障。

四点看法的逻辑链条清晰:尊重是前提,共处是底线,合作是路径,对话是保障。它回应的不是“大国之间有没有分歧”,而是“有分歧的大国还能不能共存”。

四、四共识的深层含义:每一条都“有靶子”

第一条(联合国改革) ,回应的是安理会代表性不足与效能下降的长期僵局。安理会改革讨论了数十年,席位类别这一核心问题至今“还存在重大分歧”。三个常任理事国共同承诺“推动改革”,其意义不在于给出具体方案——方案远未达成——而在于确认了一个程序性原则:改革的方向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安理会框架单方面定义。

第二条(能源稳定) ,直指制裁与冲突对全球能源流动的反复冲击。三国承诺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把“能源稳定流动”从一个市场预期问题提升为一个大国共同背书的政治承诺。对于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经济体和最脆弱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一条的实质意义远大于其篇幅。

第三条(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 ,是三条法理性共识中最容易被低估的一条。中方在联大的立场是明确的:《罗马规约》第27条“仅对缔约国有约束力,不能改变缔约国根据条约或习惯国际法对他国负有的义务”,法院不应提出可能导致被请求国违反其对第三国豁免义务的协助请求。习惯国际法下,现任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享有绝对刑事管辖豁免和不可侵犯权。深圳共识把这一长期争议的法理立场写入了三国共同文件,等于在最高政治层面确认: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不能成为大国政治的工具,国家官员的豁免规则不能被单方面重新定义。这关乎国际法治的基本框架,也关乎每一个大国——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国际交往中的法律安全。

第四条(核风险) ,是四条中最具结构性分量的一条。它的紧迫性来自一个冰冷的事实:《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经失效,美俄核力量自2026年2月起进入事实上的“无条约约束”状态。在这一背景下,三个核大国共同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并承诺就减少核风险、防止核扩散进行对话,其稳定作用不在于它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阻止了最坏情况从“不可想象”滑向“可想象”。在核军控的“天花板”消失之后,这条共识是仅存的一道政治护栏。

五、从北京到华盛顿再到深圳:一条清晰的外交脉络

2026年中国在大国关系上的布局呈现出清晰的递进节奏:2月4日立春,习近平主席一天之内先后同普京视频会晤、同特朗普通电话;5月,特朗普与普京先后访华,中美同意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进一步就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11月18日,习近平在深圳会见普京,双方庆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被形容为“风雨不动安如山”;11月19日,三方会晤接踵而至。每一次双边互动都在为三方聚首积累互信存量,而深圳会晤则把这些存量转化为一个多边战略沟通的“第一次”。

吴心伯对此的判断值得认真对待:“从北京到华盛顿再到深圳,今年每一次元首会晤都在推动中美关系往前走、走深走实。”傅梦孜则从更宏观的层面指出,首次三方会晤“不仅向世界释放了大国竞争中仍可开展对话沟通的积极信号,也减轻了中小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在一个“选边”压力日益挤压中小国家战略空间的世界里,三个大国愿意同席而坐,本身就是对那种压力的对冲。

六、结语:种子已经播下,但发芽需要制度

习近平主席在总结讲话中说:“今天三国元首会晤播下的种子,必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句话的分量,恰恰在于它包含着一种清醒:种子不会自动发芽。和平宣言的四条共识、四点看法的相处框架、三国元首就乌克兰危机、核扩散、中东局势、朝鲜半岛等问题的深入交换——这些都是“种子”,但“生根发芽”的条件不在深圳的会场之内,而在会场之外:三国能否把一次会晤的“第一次”转化为常态化高层交往的“第N次”;能否在各自核心关切的敏感点上真正做到事先沟通而非事后反应;能否让危机沟通机制在摩擦出现时被启动,而不是被绕过。

吴心伯有一个判断值得作为衡量深圳之约后续成效的标尺:“我们应该把这次会晤,视为一个重要政治进程的开始”,而不是一次性的外交事件。如果深圳留下的只是一份宣言和一组共识,它的意义将是有限的;如果它开启的是一个可重复、可预期的大国战略沟通进程,那么它的分量才会在时间的检验中逐渐显现。

深圳之约最根本的价值,不在于三个大国达成了多少一致,而在于它们在一个分歧深重、危机并行的时刻,选择了坐下来谈,而不是站起来斗。对于一个被“大国斗则世界乱”反复教训过的世界而言,这个选择本身,就是当下最稀缺的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