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经济学家）

在银行业总资产超过三百万亿的庞大躯体内，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基因重组正在进行——不仅是制度的重塑，更是金融文化密码的改写。

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系统，其现代化程度直接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国家安全的高度。中国在完成金融体系的规模化构建后，正站在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转型的关键十字路口。

这一转型并非简单的技术升级或规模扩张，而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结构性、文化性重塑。它既要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必须扎根于中国的制度土壤与文化传统。

01 转型深水区：中国金融发展的新方位与多维挑战

中国金融体系已具备显著规模优势。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债券市场托管余额、股票市场总市值等关键指标均稳居世界前列，形成了覆盖广泛、层次多元的金融服务网络。

然而，“规模优势”与“质量短板”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融资结构失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间接融资主导的格局使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体系；金融服务效能与实体经济多元化、精细化需求之间存在错配，特别是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小微主体的金融支持仍有提升空间；金融市场的韧性与成熟度，尤其是在价格发现、风险定价和跨周期资源配置方面，仍有待增强。

从全球金融演进史观察，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往往伴随深刻的治理变革与文化调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揭示，缺乏有效约束的金融创新和监管套利将导致系统性风险积累。反观德国基于“关系型银行”的产融深度耦合模式，以及新加坡将前瞻性监管融入金融发展基因的实践，都为平衡创新与稳定提供了有益参照。

因此，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核心任务是破解 “大而不强”的困境，实现从“规模驱动”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 的转变。这不仅需要制度的重新设计，更需要金融文化基因的重塑，使金融发展真正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02 制度重构：多层次系统协同下的现代金融治理新框架

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一场系统性的治理重构。其目标是构建一个内部耦合紧密、外部适应性强、既能有效配置资源又能稳妥防控风险的复杂自适应系统。

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构成了体系的顶层设计。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核心在于，货币政策需兼顾短期逆周期调节与中长期结构性优化，而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瞄准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别是针对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等重点领域的风险实施定向管控。两者协同发力，旨在实现经济金融在跨周期内的总体稳定。

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优化金融结构的枢纽工程。科创板坚守“硬科技”定位，创业板服务“三创四新”，北交所聚焦“专精特新”，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基础层，共同形成了一套错位发展、功能互补、有机联动的市场矩阵。全面注册制改革是激活这一矩阵的关键制度供给，旨在将企业价值的判断权更多地交还市场。

金融机构体系的差异化定位与协同是提升服务效能的组织基础。这要求大型商业银行发挥系统重要性作用，提供综合化服务；中小银行深耕地方经济，突出差异化、特色化；政策性金融机构强化逆周期、战略性调节功能；非银行金融机构则在资产管理、风险保障等领域提供专业补充。各类机构正从同质化竞争转向基于比较优势的生态化共存。

监管体系的演进体现了治理理念的升级。“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结合，旨在消除监管真空与套利；“行为监管”的强化，聚焦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市场公平秩序；而“穿透式监管” 的应用，则是为了揭示复杂金融交易背后的实质风险与最终受益权属，其核心是提升监管的洞察力与威慑力。

03 文化基因：中华传统伦理与现代金融文明的价值耦合

制度可以快速构建，但文化的养成需要时间的积淀与价值的共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金融发展开始从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向价值层面进行深层探寻，试图构建一套植根本土、面向现代的价值规范体系。

这套文化基因的五大要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血脉联系：

· 诚实守信，源自“民无信不立”的儒家信义观，是现代金融信用体系的伦理基石。它要求将契约精神内化为行业自律。

· 以义取利，是儒家“义利之辨”的现代表达，确立了金融活动的价值排序——国家利益、社会效益优先于单纯的资本逐利。

· 稳健审慎，蕴含着“中庸”、“持中”的传统智慧，是对金融业内在杠杆性、风险传染性的理性回应，反对过度冒险与短期投机。

· 守正创新，“守正”是根基，即坚守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的底线；“创新”是方向，即在合规框架内探索新模式、新技术。二者辩证统一。

· 依法合规，是现代法治精神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要求，是前述所有价值理念得以践行的法律保障。

这五大要素并非彼此孤立，而是构成了一个从内在伦理（诚信）到价值导向（义利），再到行为准则（审慎、守正），最后落到外部约束（合规） 的完整价值闭环。其目的在于为高速运行的金融体系安装可靠的“价值导航仪”和“伦理刹车片”。

04 技术跃迁：金融科技革命中的治理平衡与伦理考量

技术是金融体系现代化最活跃的驱动力，也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集群式突破，正从渠道、产品、风控乃至生态层面重塑金融业。

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探索处于全球前沿。数字人民币（e-CNY）的试点不仅是支付工具的创新，其可编程性特性为财政补贴精准投放、货币政策结构性引导开辟了新路径。跨境支付网络“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的推进，则是中国参与乃至引领未来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变革的重要尝试。

监管科技（RegTech）与合规科技（SupTech）的兴起，正改变金融监管的范式。通过大数据实时监测、知识图谱识别关联交易、AI模型预警潜在风险，监管正从静态、滞后、抽样向动态、前瞻、全景式转变。多地推行的“监管沙盒”机制，则为金融科技创新提供了风险可控的真实测试环境。

然而，技术中性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治理与伦理挑战。算法可能固化甚至放大社会偏见，形成“算法歧视”；数据集中可能催生新型垄断，危及个人隐私与信息安全；技术应用的地区与群体差异可能加剧“数字鸿沟”。因此，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科技伦理审查框架、数据治理规则和包容性发展政策，确保技术创新服务于普惠、公平、安全的金融发展目标。

05 全球坐标：中国金融现代化的国际意涵与方案贡献

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深刻演变交织互动。在国际货币金融格局多极化、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化、数字金融浪潮席卷的背景下，中国既是变革的参与者，也日益成为新理念、新规则的贡献者。

人民币国际化与跨境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是重要维度。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覆盖面持续扩大，“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融资合作网络日益紧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的话语权逐步提升，共同推动着更加多元、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

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新兴规则领域，中国正从跟随者转向共同引领者。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市场之一，牵头制定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国内多地开展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全球提供了实践样本。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经验，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中国金融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其核心智慧在于探索一系列复杂关系的动态平衡：市场效率与金融稳定、鼓励创新与强化监管、对外开放与风险防控、科技驱动与伦理约束。这种强调系统性、协同性、平衡性的“中庸”治理智慧，或可为解决全球金融治理中面临的“放乱收死”困境、创新与稳定难以兼得等问题，提供一套独特的“中国方案”与思想资源。

从传统票号的“汇通天下”到数字人民币的跨境“货币桥”，中国金融的形态与工具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其深层脉络中，对服务实体之本、风险防控之要、信义伦理之基的追求却一以贯之。

当前，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已进入制度细化、文化浸润、科技融合、国际协同的纵深推进阶段。未来的金融强国，将是一个制度框架科学健全、文化基因健康强大、技术应用安全有效、国际影响力与规则塑造力显著提升的有机整体。

这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一个崛起大国对全球金融稳定与治理变革所应承担的责任。道路已然清晰，蓝图正在化为现实，一个根植中国、面向世界的现代金融体系，将在持续的探索与平衡中逐渐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