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家、经济学家）

引言：一个被误读的数字，与一个被低估的转向

2026年10月22日，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发布会公布：1至9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88.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4.3%。

单看这个数字，“外资在走”的结论似乎呼之欲出。但同一场发布会给出的是一组方向相反的证据：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6.1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285.3亿元，同比增长33.8%，占比41.6%，同比提升11.9个百分点；利润再投资939.9亿元，增长4.7%；研发与设计服务引资增长59.2%，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76.8%；9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5%，单月由降转升。

总量在收缩，质量在跃升；流量在波动，存量在加厚。两件事同时成立，并不矛盾。它指向的是一个更深层的切换：中国利用外资的底层逻辑，正在从“引进来多少钱”转向“引进来什么能力”。

这一切换的政策抓手，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以及商务部“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三条主线。其中，“积极扩大增量”最容易被看小——如果只理解为多拉几个项目、多进几笔资金，就错过了它真正的分量。增量之“新”，不在数量，在能力。

一、先破一个误区：实际使用外资下降，不等于外资撤离

理解“扩增量”，必须先回到统计口径。

“实际使用外资”统计的是一段时期内实际到账的外资金额，受大项目落地节奏、企业融资安排和前期基数影响极大。一个百亿级项目从签约到资金到位，跨年分布就足以让两个季度的数据剧烈摆动。而“外资撤离”意味着关停业务、撤走资本、人员和产业链，彻底放弃中国市场。前者是现金流概念，后者是存续概念，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有学者指出，受大型并购和绿地项目节奏影响，各国年度引资数据上下波动30%至40%并不罕见；中国自1980年以来连续40余年保持引资平稳增长，本身已属罕见。

更可靠的判断指标是存量、主体和再投资：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2025年全年70392家，同比增长19.1%；2026年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存量外资企业：超过56万家，存量规模近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经营基本面：“十四五”时期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262.7万亿元、利润21.4万亿元，年均增长均在5%左右；每年贡献税收约2.5万亿元，吸纳就业超3000万人。一个正在“撤离”的群体，不会连续多年交出这样的经营成绩单。

当前外资的真实图景，不是退场，而是重新找位置。过去看重劳动力便宜、土地成本低，把中国当加工厂；现在看重完整产业链、工程师队伍、应用场景和中高端市场，把中国当创新枢纽。经济日报的一则评论说得透彻：“旧尺子”量不出利用外资的新变化——与过去动辄几十亿元建厂的重资产投入相比，现在全球跨国投资更多流向研发中心、区域总部和数字平台，利用外资的服务化、轻资产化特征十分明显。核心诉求已经从“在中国生产更便宜”，变为“在中国研发更快、验证更快、形成规模更快”。

二、“增量”的新内涵：不只是资金增量，更是能力增量

这是本文的核心判断。“扩大增量”至少来自四个新渠道，每一个都指向“潜能”二字。

第一，利润再投资——最扎实的增量。 前三季度利润再投资939.9亿元，同比增长4.7%，占比提高1.5个百分点，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绿色化工等领域持续落地。这部分资金不需要跨境流动，不受汇率和外部融资环境扰动，本质是用已经在中国赚到的钱，投中国下一个五年的机会。政策已经就位：2025年6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联合明确，2025年至2028年期间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境内直接投资，可按投资额的10%抵免应纳税额，不足部分结转以后年度。北京经开区一家外资企业据此测算最高可享受3500万元抵免额度，“有效降低资金成本，提升再投资回报率”。深圳已有138户企业的境外投资者通过递延纳税政策，用分配利润直接在深投资超296亿元。这条渠道不需要“招商”，只需要把已有的制度红利兑现到位。

第二，服务业开放——空间最大的增量。 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负面清单压缩至29条，继续做加法的空间主要在服务业。2026年10月22日的发布会进一步明确：深化云计算、生物技术、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释放服务业引资潜力。前三季度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4048.1亿元，已是制造业的三倍多。服务业的引资逻辑与制造业不同：它不依赖土地和厂房，依赖的是规则透明度和数据流动性。一个独资医院从审批到运营所经历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检验“准营便利”的成色。这一领域的增量一旦释放，将是结构性的量级变化。

第三，熊猫债与人民币融资——渠道创新的增量。 商务部已明确“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境外主体在华发行熊猫债，满足外资企业在华经营的人民币资金需求”。一批跨国公司将在华利润用于再投资的同时，借助熊猫债拓宽资金来源，外资在华投资模式正从单一的重资产建厂，叠加品牌合作、轻资产布局和本币融资等多元路径。这不仅是融资工具的增加，更是人民币国际化与引资之间的双向耦合：外资企业在华经营越深，人民币资金需求越真实，熊猫债的市场基础就越牢固。

第四，平台与品牌——预期管理的增量。 2026年投洽会吸引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团组参会，国别和团组数量均创历届新高。联合国贸发会议《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吸引外资流入居全球第四位、投资来源居全球第三位。可见度、可信度本身就是引资的生产力。在一个跨国企业投资决策日益受“叙事”扰动的环境里，让世界看到谁还在中国追加投资、谁还在把研发中心搬进来，比任何单月数据都更有说服力。

三、扩大增量的三个抓手：开门、通渠、架桥

2026年6月，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15条举措中直接服务于“扩增量”的，可以概括为三步。

第一步，把门开得更大——解决“能不能进”。 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5年版）》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总条目增至1679条，净增205条，新增新材料共性技术平台运营、现代高端航运服务、虚拟电厂运营等生产性服务业条目，宠物医疗、体育旅游、民宿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也被纳入。投资鼓励类领域的外商可享受进口设备免税、用地优惠以及西部和海南地区15%企业所得税。清单越清晰，长期资本的决策成本就越低。

第二步，把路修得更通——解决“进了好不好办”。 这是从“准入开放”向“准营便利”的深化。《行动方案》明确加快修订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和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场景化、字段级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便利外籍高层次人才引进。对跨国企业而言，真正的痛点往往不在大门有多宽，而在进门之后的每一道小门是否顺畅。数据跨境、并购对价支付、研发中心认定，正是当下反映最集中的三个堵点。

第三步，把桥搭得更稳——解决“愿不愿再投”。 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在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中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放大外资企业圆桌会效能。2026年8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招商引资工作时明确提出，把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这句话的指向很清楚：优惠是变量，制度是常量。靠优惠引来的资本会随优惠到期而走，靠制度留下的资本才会随市场成长而长。

四、为什么是现在：全球承压期的“确定性溢价”

谈引资不能脱离外部环境。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FDI总量虽实现技术性反弹，但实体投资指标依然疲软：基础设施国际项目融资连续第四年下降，降幅16%；新建绿地项目减少16%；跨境并购金额减少10%；剔除金融中心通道流量后的真实增幅仅5%左右。投资重心加速向数据中心、半导体等少数战略行业集中，区域分化日益明显。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力度，具有双重含义。

对外，是在提供确定性。 全球跨国资本正加快投向数据中心、半导体、绿色能源等战略性赛道，而中国引资方向与国际资本流向高度契合：前三季度节能环保清洁产业引资增长11.1%，数字经济产业增长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2.8%。更值得关注的是跨国企业投资逻辑本身的变化。德国科德宝集团已将中国作为人形机器人研发基地，在上海开设联合创新中心；利洁时在上海启用亚洲最大科学创新中心，投资总额超3亿元；霍尼韦尔科技中国创新中心落地浦东，西门子医疗、英飞凌、拜耳等一批跨国企业在浦东设立开放创新载体，将中国市场从全球销售网络的终端升级为驱动全球创新的支点。阿斯利康更宣布2030年前在华投资超1000亿元人民币，扩大药品生产与研发布局。商务部将这一趋势概括为“三个转变”：从注重成本向注重价值转变，从填补空白向锻造实力转变，从独立运营向协同发展转变。方向一致，意味着合作的空间大于摩擦的空间。

对内，是在以开放促改革。 外资不仅是资本，更是技术溢出、管理经验和全球市场链接的载体。《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13年至2023年，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62.9万人年增至83.8万人年，研发投入从2015.1亿元增至3757.6亿元，增长86.4%。引导外资投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本质上是在借全球创新资源补自身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中国吸引外资的驱动力，正在从成本驱动转向“制度—创新—生态”驱动的复合型优势，政策着力点也应随之转向规则对接、标准互认和制度型开放。

五、三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肯定成绩不等于回避矛盾。要让“扩增量”真正释放潜能，还有三道关。

一是防止地方招商内卷回潮。 2026年8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强化正向引导和刚性约束”，把招商重点从拼优惠转向拼生态，并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划清红线底线。从2024年《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施行，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出台清单，一场覆盖中央到地方的“反内卷”治理已全面铺开。招商竞争应当比营商环境、比产业生态，而不是比谁让渡的公共利益更多。如果一边谈“制度型开放”，一边用“抽屉协议”变相违规让利，政策的可信度就会被地方行为稀释。

二是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目录里的鼓励条目、方案里的便利举措，最终要落到企业的办事窗口上。减少重复填报、优化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健全直报渠道和信息共享机制——这些看似技术性的工作，恰恰决定企业的“政策获得感”。一项好政策如果在执行层打了折扣，实际效果就等于零，而企业的预期损失却是真实的。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从中央文件到北京经开区首笔落地，中间经历了政策宣讲、“一对一”指导和跨部门协同，说明“好政策”和“好落地”之间从来不是自动衔接的。

三是做好数据口径的预期管理。 “实际使用外资”单月波动容易被断章取义，演变成“外资撤离”的叙事。对此，既要及时、准确、完整地发布多维度数据，也要主动解释统计方法与影响因素。在信息战场上，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表态。当高技术占比已经接近42%、当近4800家外企在上半年追加投资、当单月数据由降转升，这些信号如果不同步进入公共视野，“总量下降4.3%”就会被单独放大为全部事实。

六、中国的立场：开放是自主的选择，不是被动的回应

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有两种误读需要厘清。一种把中国扩大引资解读为“外部压力下的被动之举”，另一种把它曲解为“用市场换技术的旧套路重演”。两者都错了。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自主的、主动的、制度型的开放。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全面取消、负面清单压缩至29条、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扩容、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这一系列动作的时间表由中国自己设定，节奏由中国自己掌握。同时，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原则同样清晰：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保留必要管理措施，该放的放得彻底，该管的管得精准。

外资企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让它们深度参与这一进程、共享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遇，这句话的分量不取决于措辞，而取决于它能否在每一个审批窗口、每一份招标文件、每一次数据出境申请中被兑现。

结语：从“能进入”到“愿再投”

《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里有一句话，可以当作衡量这项工作成败的标准尺：推动外商投资从“能进入”向“留得住、发展好、愿再投”转变。

三个阶段，对应三种能力。“能进入”考验开放的勇气——敢不敢把清单再缩短几条。“留得住”考验制度的品质——公平不公平、透明不透明、可预期不可预期。“愿再投”考验市场的回报——企业赚不赚钱、成长有没有空间、创新能不能落地。

前三季度的数据告诉我们：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制造业已无禁区；第二阶段正在攻坚，国民待遇、数据跨境、并购规则都在往前推；第三阶段刚刚起步，却是最关键的一程。当利润再投资的曲线持续向上，当研发中心从“中国区配套”升级为“全球创新枢纽”，当在华成果开始反哺全球总部，“扩大增量”才真正从政策目标变成市场自发行为。

到那一天，人们不会再盯着单月的引资数字做文章。因为一个真正有吸引力的市场，从来不需要靠月度数据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