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家、经济学家）


2026年11月5日，美股遭遇2025年4月以来最猛烈的单日抛售：道指跌3.44%，标普500跌4.36%，纳斯达克暴跌5.52%，标普500成分股单日市值蒸发约2.9万亿美元。恐慌在两个交易日内跨越大洋，韩国KOSPI盘中跌超8%，日经225一度跌超7%，亚太科技板块集体承压。这场跨时区的风险共振再次提醒我们：在全球资本高度联通的今天，任何一个市场的剧烈波动都会迅速成为别人的外部冲击。越是外部风浪加大，越考验一个国家资本市场自身的“抗压能力”与“续航能力”。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国务院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金融工作情况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好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中央汇金公司发挥类平准基金作用，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巩固完善资本市场稳市机制。“类平准基金”首次被写入国务院层面的制度表述，其政治分量与经济分量，都需要放在全球市场震荡的现实背景、放在金融强国建设的战略全局中去理解：中国资本市场的治理逻辑，正在完成一次根本性的切换——从“应急式托底”转向“机制性筑稳”，从“依赖短期力量”转向“培育内生韧性”。


一、为什么此刻强调“稳市机制”：外部扰动常态化，内生稳定稀缺化


先看清外部环境。当前全球资本市场正处在一个“高波动常态化”的阶段，至少有四重变量在反复叠加：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路径反复摇摆，跨境资本流动方向频繁切换；部分国家选举政治与经济政策深度纠缠，科技监管、产业补贴、关税工具被政治化使用，导致产业链预期反复被打乱——这一轮美股AI板块的剧烈回调，直接触发因素正是选举结果改变了对AI基建扩张的政策预期，叠加估值透支与筹码拥挤，一有风吹草动便是踩踏式出清；全球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高度金融化，资本开支以万亿美元计而收益兑现路径尚不清晰，任何“预期差”都可能被交易结构放大为流动性事件；地缘冲突多点并发，能源、航运、供应链的尾部风险始终未能彻底出清。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市场能否保持平稳，越来越不取决于它能否躲开外部冲击——而是取决于它是否具备自我缓冲、自我修复、自我矫正的能力。这正是“稳市机制”四个字的核心所指。


再看自身条件。我国资本市场正处在深化改革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注册制全面落地后市场供给结构、定价逻辑发生深刻变化，投资者结构、交易行为仍在磨合；中长期资金占比虽有显著提升，但短线资金、杠杆资金、热点轮动对边际定价的扰动仍然存在，容易出现“涨时一哄而上、跌时一哄而散”的顺周期放大效应。市场波动本身是正常的，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波动的非理性放大。


金思宇指出：“一个成熟市场与一个新兴市场最本质的差别，不在于谁的涨跌更小，而在于谁在剧烈波动面前更有‘减震器’。前者的稳定靠制度自动运行，后者的稳定靠外力不断介入——而后者终有耗尽的一天。”这番话，恰恰点出了本次部署的战略深意：稳市之“稳”，稳的是机制，而非点位；建的是能力，而非行情。


二、厘清一个认识误区：稳市不等于“托指数”


讨论资本市场稳定，最容易被简化为一个行情问题：指数涨了就是稳，跌了就是不稳。这种理解是危险的。


真正的市场稳定，应当包含三层含义：一是价格能够有效反映基本面，不出现脱离价值的系统性偏离；二是流动性能够常态供给，不出现功能性的流动性枯竭；三是风险能够有序释放，不出现跨市场、跨境的传染性扩散。


对照这三层含义，稳市机制的建设方向就清晰了——它要压缩的是“非理性恐慌的自我强化循环”，要修复的是“价格发现机制的暂时失灵”，要阻断的是“局部风险向系统性风险的传导路径”。它绝不意味着用行政手段所著之书、干预个股定价、代替投资者做判断。尊重市场规律是前提，矫正市场失灵是边界，守住系统性风险底线是目的。


金思宇强调：“稳市机制的最高境界，是让市场感觉不到它存在——因为它在风险酝酿时已经提前布防，在情绪失控时已经自动对冲，无需等到危机爆发才仓促应对。”这正是从“救火”到“防火”的治理升级。而“类平准基金”的制度化表述，恰恰把这种“防火”逻辑嵌入了一个可识别、可预期、可问责的制度载体之中：它的功能不在于替代市场定价，而在于在极端情景下阻断恐慌的自我强化，为市场自身的修复机制争取时间。


三、四条主线：稳市机制的制度骨架如何搭建


从近年政策脉络看，稳市机制的构建已经沿着清晰的四条主线在推进，并且正在从“有没有工具”走向“工具是否可预期、是否制度化”。


主线一：建立稳市工具箱的制度化安排。


过去一段时间，金融管理部门推出并常态化了若干结构性工具，其共同价值在于——它们不是“救谁”，而是“稳机制”：通过低成本资金引导理性行为，让有能力的市场主体在非理性下跌中成为稳定力量。


互换便利（SFISF）自2024年10月创设以来已完成三次操作。2026年11月3日落地的第三批操作金额1000亿元，31家机构参与投标，意向申报额度突破1000亿元，远超首批500亿元和第二批550亿元的单轮规模；中标费率维持在10个基点，且座谈会已明确后续将进一步下调互换费率、优化质押规则。参与主体的扩容——从20家扩充至31家，更多中型券商与公募基金纳入——标志着这项工具正在从“头部机构定向支持”走向“更广泛的市场稳定机制”。


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的制度化程度更为典型。截至2026年11月2日，签约金额约4400亿元，累计发放超2800亿元；利率从最初的安排一路下调，2026年1月降至1.25%，11月4日起进一步降至1%。更具制度含义的是其行为逻辑的转变：这项工具已由阶段性安排转为长期制度性安排，并在实践中呈现出初步的“自适应调节”特征——2025年4月外部关税冲击当月，新发放贷款近320亿元创出新高；2026年7月海外科技股波动外溢时，新发放贷款超260亿元；而在指数震荡走高阶段，放贷节奏自动放缓。低位托底、高位淡出，不干扰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这正是制度化工具区别于临时性干预的关键标志。


而“类平准基金”的明确，则将工具箱的制度化推向了更高层级。中央汇金公司作为国家授权的市场化投资主体，其“类平准”功能被国务院报告正式确认，意味着极端情景下的稳定力量有了明确的制度归属和预期锚点。关键在于制度化、透明化、可预期化：工具若只是临时性安排，市场便无法将其计入长期决策；工具若获得稳定的制度身份，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才会随之改变。


主线二：壮大中长期资金，从资金结构上解决波动之源。


市场剧烈波动的深层原因，往往在于资金结构——短线资金占比过高，长期资金占比不足，交易行为必然偏向博弈而非陪伴。


改变正在以可量化的方式发生。近两年，全国社保基金、基本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计净买入A股超过1.5万亿元；2024年9月至2026年9月，中长期资金持有A股流通市值增长85%。更具结构意义的是考核机制的切换：2025年7月和9月，财政部与人社部先后出台文件，要求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全面建立3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机制，年金基金考核核心从“当期收益率”切换为“近3年累计收益率”。考核“时钟”的拨慢，直接改变的是机构在波动中的行为函数：当排名压力从季度拉长到三年，逆势加仓才可能从“道德号召”变为“理性选择”。2026年11月初市场波动加剧之际，社保基金、基本养老金、保险资金、公募基金、证券公司等机构投资者“整体逆势加仓”，正是这一制度逻辑的现实投射。


资金结构决定行为结构，行为结构决定波动结构。 一个以长期资金为主体的市场，天然具备更强的抗跌能力与更低的换手率，这是任何短期工具都无法替代的底层稳定性。


主线三：压实上市公司主体责任，从价值本源上夯实稳定基础。


股价的长期支撑永远来自企业基本面。近年来，监管持续推动上市公司提升质量：完善市值管理制度指引，鼓励稳定分红与合理回购，规范减持行为，强化信息披露，严打财务造假与资金占用。回购增持再贷款工具的制度化，本质上也是将“上市公司是自身价值第一责任人”这一理念，转化为有融资成本约束、有市场信号效应的持续行为。一批企业从“重融资”转向“重回报”，市场生态正在发生实质性改善。


没有好资产的稳定，任何稳市措施都是沙上筑塔。 上市公司质量提升，是稳市机制最坚实，也最不可替代的一环。


主线四：健全风险监测与逆周期调节，提升前瞻处置能力。


建立跨部门、跨市场、跨境的风险监测体系，对杠杆水平、板块拥挤度、程序化交易、跨境资金异常流动进行动态跟踪与压力测试；在市场出现过热时提示风险、在非理性下跌时释放稳定信号。


程序化交易监管的制度化是一个值得正视的进展。2025年7月7日起，沪深北三大交易所《程序化交易管理实施细则》正式实施，明确高频交易认定标准为单账户每秒申报、撤单合计最高达到300笔以上，或单日合计最高达到20000笔以上，并对瞬时申报速率异常、频繁瞬时撤单等四类异常交易行为作出界定。在算法交易日益成为波动放大潜在渠道的背景下，将技术性因素纳入可量化、可执行的监管框架，本身就是“防火”逻辑的体现。这些工作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调节发生在风险酝酿期，而不是危机爆发后。


四、稳市与改革并行：稳定不是发展的对立面


有一种声音担心，强调稳定会不会牺牲市场活力、延缓改革进程。这个担心需要正面回应。


稳定与改革从来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为条件。 没有稳定的市场环境，改革措施一推出就可能被恐慌情绪扭曲定价，反而增加改革成本；没有持续的改革深化，稳定就只能靠外力维持，无法形成内生机制。真正高明的治理，是在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在改革的进程中巩固稳定。


我国近年来的实践已经提供了印证：新“国九条”系统重塑市场基础制度，中央金融工会议锚定金融强国建设目标，中长期资金入市方案落地实施，注册制改革持续深化，退市制度严格执行——这些改革举措，恰恰是稳市机制得以生效的制度前提。制度越完善，市场越不怕波动；规则越清晰，预期越容易稳定。


金思宇指出：“资本市场的长治，来自制度的长治；市场信心的重塑，始于规则的可预期。制度稳则预期稳，预期稳则资金稳，资金稳则产业稳。这条传导链条，比任何一次行情反弹都更重要。”


五、全球镜鉴：为什么我们的路径更可持续


横向比较，更能看清路径差异的价值。


部分成熟市场的经验表明，当资本市场深度绑定政治周期、深度金融化于少数赛道、政策工具频繁被选举议题所左右时，市场波动就会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估值大起大落，产业扩张节奏被反复打断，长期资本难以形成稳定预期。这一轮美股AI板块的剧烈回调，从选举结果改变政策预期，到对冲基金集中清仓、杠杆ETF再平衡卖压连锁触发，本质上正是“政策不确定性”与“估值透支”叠加的结果。


对比之下，我国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推进稳市制度建设，坚持把资本市场定位为服务实体经济、支持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枢纽，体现出明显的战略定力与制度连续性。我们不追求行情的短期狂欢，而追求市场的长期健康；不回避合理的波动，而拒绝无序的失序。


同时也要保持清醒：我国资本市场仍处于发展完善阶段，投资者结构、法治基础、中介机构能力、跨境风险应对等方面仍有短板。稳市机制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校正、不断补齐。越是强调稳定，越不能放松防风险的底线思维。


结语：把“稳”的制度地基打得更深


潮起潮落是资本市场的常态，没有哪个市场可以永远风平浪静。真正决定一个市场能走多远的，不是它躲过了多少次风浪，而是它在风浪中是否始终掌得住舵。


国务院此次部署，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治理思路的一次成熟跃迁——以制度定方向，以机制稳预期，以质量固根基，以严监管守底线；不靠外力托举，而靠内生韧性；不争一时之涨跌，而谋长远之健康。“类平准基金”的制度化确认，互换便利与回购增持再贷款从“阶段性安排”走向“长期制度”，长周期考核从“倡导”变为“规则”，程序化交易监管从“空白”走向“可量化”——这些分散的进展汇聚在一起，勾勒出的正是一条从“救火”到“防火”、从“外力介入”到“制度自动运行”的清晰路径。


面向未来，随着稳市机制持续完善、市场生态持续净化、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场、上市公司质量持续提升，我国资本市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必将不断增强。我们既要有底线思维，警惕跨境风险持续传导、外部扰动反复冲击；更要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推动市场在稳定中发展、在发展中更强，让金融活水源源不断浇灌实体经济，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稳住的是机制，赢得的是信心；夯实的是地基，托举的是长远。

作者金思宇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