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的历史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为国担当、勇为尖兵”的使命意识，为新时代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锚定航向。正如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金思宇所指出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升级，更是生产关系与创新生态的系统性重构。”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加剧与产业变革加速的双重挑战，唯有以“尖兵”之志突破创新瓶颈，以“策源”之功引领产业变革，方能将国家战略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央国企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载体，两院院士作为科技攻关的“最强大脑”，长三角与大湾区作为区域协同创新的典范，正以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共同书写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答卷。

一、央国企：筑牢科技创新的“国家脊梁”，以战略定力与制度创新驱动突破

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央国企凭借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制度创新魄力和战略定力，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中流砥柱。前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明确指出，中央企业必须把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重塑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实现从大量投入生产要素的“汗水型增长”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智慧型增长”转变。张玉卓同时强调，国资央企要锚定科技自立自强目标，以“四个强化”推动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强化战略引领、强化体系建设、强化协同攻关、强化机制保障。

在这一战略指引下，“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研发投入累计超5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提高0.27个百分点，科技人才数量增加近50%。2025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达到1.1万亿元，连续四年突破万亿元大关；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6%，拥有研发人员144万人（占全国1/5）、两院院士238人（占全国13%），累计建设474个国家级研发平台，重组入列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牵头新建2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2025年央企新增22位两院院士，创历史最好水平。正如金思宇所言，央企的转型核心是实现从“依赖垄断资源的巨无霸”向“依靠技术创新的领头雁”、从“被动执行政策的国家队”向“主动开辟新赛道的先锋队”、从“产业链孤岛”向“生态平台”的转变。

在关键领域攻坚中，央国企以“集团军作战”模式协同突破——牵头组建23个创新联合体，新吸纳超过100家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参与攻关，全年攻克领跑技术121项；开放134个中试验证平台，提供专业化服务291项，推动首批重大项目国产化率从51%跃升至79%，真正打通了从技术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与此同时，央国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持续加码，2025年完成投资2.5万亿元、占总投资的41.8%，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规模超过12万亿元，连续三年实现每年1万亿元的增量增长。集成电路、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发展提速，新一代移动通信、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优势巩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抢位争先。从深远太空的“天问二号”探火，到劈波斩浪的电磁弹射型航母下水；从“天权”AI大模型问世，到“钢铁脊梁号”盾构机突破极限掘进——一系列“大国重器”捷报频传。这些成果背后，是央国企以“算大账、算战略账”的责任担当，将实验室创新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生动实践，深刻诠释了“既当主力军又当先锋队”的战略使命。面向“十五五”，国务院国资委明确要求国资央企积极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任务，特别是在投入大、周期长、其他企业缺乏意愿或能力的领域，不讲条件担负起“根技术”、关键共性技术供给责任。

二、两院院士：引领科技前沿的“智慧灯塔”，以原始创新锻造策源能力

两院院士作为科技创新的“塔尖力量”，在央国企与重大创新平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2025年两院院士增选共144人当选，其中央企22人当选，创历史纪录。目前全国每100位院士中即有13位在央企，全国144万研发人员中每5位即有1位在央企。前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袁野表示，2025年国资央企将紧紧围绕更好发挥中央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重点抓好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推进高效率成果转化、建设高水平创新生态三方面工作。

院士群体甘坐基础研究、前沿探索的“冷板凳”，勇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无人区”——吕西林院士团队在建筑抗震领域提出“韧性城市”理论，为超高层建筑安全提供中国方案；马大为院士突破有机合成关键技术，推动新药研发进入国际第一方阵。在长三角，院士专家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在量子计算、光子芯片等“卡脖子”领域实现系列突破；在大湾区，港澳院士与内地团队联合攻关，在中微子实验、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实现国际领跑。2025年10月，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召开年度会商会议，双方共同签署技术协同攻关专项合作协议，推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形成合力。院士群体的智慧引领，不仅产出一批“从0到1”的原创成果，更通过“院士工作站”“产学研联盟”等载体培养青年人才梯队，构建起“战略科学家+创新团队”的雁阵格局，为创新策源注入持久动能。正如金思宇在展望未来产业时所强调的，必须坚持“引育并举”，既要把握全球人才流动新机遇吸引国际顶尖学者，更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

三、长三角：构建协同创新“生态共同体”，以跨区域协作锻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长三角作为我国科技资源最密集、创新活力最充沛的区域之一，正以“制度破壁+要素流动”重塑创新生态，成为科技创新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典范。2024年区域研发经费投入达1.12万亿元，占全国30.9%，研发投入强度达3.39%，上海、苏州、杭州更突破3.6%，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上海—苏州科技集群在全球创新指数百强中跃居第五位，南京集群首次进入前十。科技部将G60科创走廊建设作为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平台能级和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金思宇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实现整体跃升的先进生产力——它并非简单叠加，而是“新”与“质”的深度融合，“新”体现在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赛道，“质”则落脚于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

其成功密码在于：

一是“硬联通”与“软联通”双轮驱动。张江、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深化“两心同创”，拥有21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01家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别占全国的1/3、1/5。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纳入大型科学仪器总数超5.7万台（套），总价值超688亿元；三省一市推动创新券跨省通用，全年兑付金额超7000万元，带动服务合同总金额超2.7亿元。

二是“揭榜挂帅”激活协同动能。三省一市通过跨区域联合攻关，发布重点任务清单，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战略产业技术突破。

三是“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长三角共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体系，2025年三省一市新能源汽车总产量约591万辆，约占全国总产量的35.5%；2025年1至4月，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达43%，全国每生产3辆新能源汽车即有1辆来自长三角。长三角已形成“研发在上海、转化在苏浙、制造在皖”的协同格局，这种“创新共研、产业共链、资源共享”的模式，正将长三角锻造为全球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策源地。

四、大湾区：融合“基础研究+产业转化”双引擎，以制度创新构建国际科创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构建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202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首次超越日本东京—横滨集群，跃居全球第一；“澳门—珠海”集群连续第二年入围全球百强。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粤港澳三地的重大平台、重大机遇。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表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科技创新核心承载区，要肩负新使命，持续提升区域创新效能。广东省科技厅党组书记龚国平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时期，必须牢牢抓住粤港澳协同这个最大优势。

在基础研究端，广东依托中国散裂中子源、鹏城实验室等大科学装置，与港澳高校共建同步辐射光源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广东持续将三分之一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高标准推进广州实验室和鹏城实验室建设。在制度创新端，广东在全国率先实现省级财政科研资金跨境拨付至港澳，累计超6亿元；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湾区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全面落地实施，河套一号通道将跨境通勤时间从50分钟缩短至30分钟。科研物资通关效率大幅提升，真正打破了“制度壁垒”与“物理边界”。

在产业转化端，广东已孕育出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7.7万家；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国40%、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芯片设计业2025年规模达1752亿元再创新高。正如全国政协常委何超琼所言，在科技创新方面，大湾区最大的竞争力在于从研发到应用的全产业链协同能力。香港依托顶尖科研实力聚焦基础研发，深圳依托产业优势推动成果转化，东莞以精密制造赋能量产落地，广州、江门等城市提供物流与政策配套支持，形成覆盖“研发—转化—制造—销售”的全生命周期闭环体系。这种“香港科研+珠三角转化”的协同模式，正将粤港澳大湾区锻造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和国际科创中心。

结语：以使命凝聚力量，以协同开创未来

扛起为国担当、勇为尖兵，既需要央国企的战略定力与院士群体的智慧引领，也离不开区域协同的创新生态。从长三角的“跨省共链”到大湾区的“跨境协同”，从央国企的“集团攻坚”到院士团队的“原始突破”，中国正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与“开放合作聚资源”的全球视野，构建起多层次、立体化的创新网络。金思宇指出，央企需以“五个思维”为指引，成为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规则制定者。展望未来，技术融合、未来产业布局、绿色转型将成为三大核心方向——预计到2030年，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的渗透率将分别达到70%、50%、80%；到2035年，中国有望在6G、脑机接口等关键技术领域实现全球引领，形成万亿级规模的新兴产业集群。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更需强化使命意识：以央国企为“压舱石”，以院士为“领航灯”，以区域协同为“助推器”，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赛道加速布局，在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领域打造集群优势。唯有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使命，将局部创新融入全局战略，方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制高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锻造坚不可摧的科技与产业根基。

（作者：金思宇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国务院国资委原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