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思宇/文

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国际问题观察家

内容提要： 美国联邦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一次性退出66个国际组织、盟友信任度跌至历史冰点——特朗普把国际政治当真人秀的做法，正在疯狂透支美国最后的信用与家底。本文综合金思宇、杰弗里·萨克斯、瑞·达利欧、弗朗西斯·福山等国内外权威学者的核心观点，从制度修复、金融重构、安全对话、技术合作、文明互鉴五个维度，系统拆解"旧秩序崩塌之后怎么办"这一时代命题，提出以多边主义重建规则、以多极货币瓦解美元武器化、以绿色转型为突破口重建大国信任的综合解决方案，并对各项方案的现实可行性进行审慎评估。文章认为，当霸权退潮成为既定事实，人类面临的选择已非"要不要变革"，而是"如何让变革避免滑向全面失序"。

引言：一份"账单"与一个时代

2026年8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人均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123%。同年1月，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一次性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31个联合国实体和35个非联合国组织，涵盖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妇女权益、可持续发展等几乎所有全球治理的核心领域。2026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的年度报告以"正遭摧毁"（Under Destruction）为题，直言美国已成为二战后国际秩序"最引人注目的破坏者"。

这些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张正在加速兑现的"账单"——特朗普把国际政治当成真人秀、把全球安全当成儿戏的做法，表面上看好像占了点便宜、耍了威风，实际上是在疯狂透支美国最后的信用和家底。

问题是：透支之后怎么办？当旧秩序的推土机开过之后，废墟之上能否建起新的房子？

本文综合金思宇、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瑞·达利欧（Ray Dalio）、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国内外学者的核心观点，试图回答三个层面的问题：病根在哪里？药方是什么？现实约束有多大？

这四位学者的背景与视角各不相同——金思宇立足中国智库的实践观察，萨克斯从国际经济学和发展伦理出发，达利欧以宏观周期和历史数据为锚，福山则以政治哲学的反思贯穿始终——但他们在2025至2026年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判断：旧秩序的解体不是周期性的调整，而是结构性的终结。 他们的分歧不在于"是否在解体"，而在于"解体之后怎么办"以及"谁来承担重建的成本"。

第一章 诊断：霸权透支的三重悖论

本章核心逻辑： 美国当前的困境并非单一维度的危机，而是三重悖论的同时爆发——隐性资产（盟友信任）、显性家底（美元信用）、制度框架（国际秩序）在特朗普任内被系统性透支。理解这三重悖论的层次关系，是讨论任何解决方案的前提。

一、信用账户的崩塌：隐性资产的不可逆损耗

在讨论"怎么办"之前，必须先厘清"病根"在哪里。金思宇在思宇时评中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判断是：特朗普式外交的深层悖论在于——短期内虽迎合了部分国内情绪并取得某些战术性收益，但长期代价是信誉持续透支、盟友寻求战略自主、战略焦点失序。

这一判断正在被数据残酷地验证。皮尤研究中心2026年7月发布的覆盖36国、约4.21万名受访者的《全球态度调查》显示，美国全球好感度中位数降至36%，为2002年追踪以来历史最低点；57%的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看法；仅23%的受访者信任特朗普的国际决策能力。

盟友信任度的崩塌尤为触目惊心：加拿大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的比例从2022年的83%骤降至2026年的35%；德国认为美国为世界和平做贡献的比例从83%降至39%；德国相信美国外交决策会考虑他国利益的比例从60%降至23%；瑞典对美好感度从55%暴跌至19%。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皮尤调查显示，在多数受访国家中，中国的整体形象首次超过美国——全球对华好感度中位数达46%，对美仅为36%。

英国品牌金融公司2026年1月发布的《全球软实力指数》则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这一趋势：美国综合排名虽仍居首，但得分较上年下降4.6分，为193个受评估国家中跌幅最大的经济体；"声誉"指标排名下降11位至第26名，首次被中国超越；"友好度"排名暴跌32位至第156名；"信任度"从第24位降至第57位。

更深层的伤害在于：欧洲已经意识到"特朗普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这样对待欧洲的美国领导人"。德国马歇尔基金会2026年4月的民调显示，62%的欧洲人认为"无论2028年谁当选美国总统，跨大西洋关系都无法回到2016年之前的水平"。这意味着即便换人，信任也很难修复——透支信用的代价，远不止于当下这一任总统的任期，而是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战略信任赤字。

二、美元信用的结构性侵蚀：显性家底的量化坍塌

如果说盟友信任是隐性资产，美元信用就是美国最硬的"家底"。而这笔家底正在被多维度侵蚀。

债务失控方面： 截至2026年8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2026财年上半年利息支出达5290亿美元，全年利息支出逼近1.5万亿美元——每5美元税收中有1美元用于兑付利息，利息支出首次超越国防开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26至2036财年联邦净利息累计支出将达16.2万亿美元；到2036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GDP比重预计从101%升至120%，打破二战后历史纪录。

评级沦陷方面： 标普、惠誉均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定为AA+，穆迪评级Aa1——三大评级机构已全部剥夺美国最高信用评级。这是自1917年美国获得首批主权信用评级以来，首次出现三大机构集体"非AAA"的局面。

去美元化方面： 截至2025年年末，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降至约56%，为1995年以来最低；全球央行加速增持黄金，2026年一季度净购入244吨，外国央行持有黄金总价值首次超过美债总额。中国6月减持259亿美元美债，持仓降至6334亿美元，创2008年以来新低；日本6月减持约264亿美元，持仓降至1.12万亿美元。

值得警惕的是，去美元化已从"意愿"进入"基础设施"阶段——金砖国家支付系统（BRICS Pay）2026年上半年完成首轮测试，参与国之间贸易结算不再依赖SWIFT系统；CIPS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处理量同比增长42.6%。制度化的替代方案一旦成熟，美元霸权的衰落将不再是线性渐进的，而可能出现"雪崩式"的临界点。

三、国际秩序的系统性拆解：制度框架的主动放弃

《2026慕尼黑安全报告》主标题直接定为"正遭摧毁"，指出美国政府已基本放弃"自由世界领袖"角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最突出的拆除者"。

这并非夸张。2026年1月7日，特朗普一次性宣布退出66个国际机制，覆盖气候环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IPCC、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妇幼权益（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人口基金）、地区发展（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拉美经委会）以及安全防扩散（全球反恐论坛）等几乎所有需要全球多边合作的关键领域。与此同时，2026财年国防预算计划提升至1.5万亿美元，而"国际组织委员会"预算削减83%，联合国维和行动项目预算尽数砍掉。

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在2026年2月14日发表的万字长文《It's Official: The World Order Has Broken Down》中，正式宣告世界进入"大周期第六阶段"——一个没有规则、强权即公理、大国冲突常态化的时代。他识别出三重秩序的同时崩塌：货币与债务秩序崩溃、内部政治秩序瓦解、地缘政治秩序终结。 达利欧的核心警告在于：这三重崩塌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强化、螺旋加速的——债务危机加剧内部政治撕裂，政治撕裂削弱外交决策的理性基础，外交失序反过来加速全球对美元和美国制度的抛弃。

福山则在2026年4月的播客节目中承认，美国民主"似乎正分崩离析"。他指出美国正面临一场比经济衰退更危险的信任危机，核心在于政治极化演变为"情感极化"——人们不仅不同意对方观点，更认为对方是不爱国、危险的内部敌人。"如果你认为国内的政治对手比中国或俄罗斯等外国竞争对手更危险，你就很难形成统一的国家目标。"

三位学者从不同立场出发，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当前国际秩序的核心矛盾，不是"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守成大国自身在系统性地拆解其亲手搭建的秩序框架。 这意味着，解决问题的逻辑起点不是"如何遏制美国"，而是"如何在霸权退潮中重建规则"。

第二章 制度层面：让联合国"活过来"而非"推倒重来"

本章核心逻辑： 制度的生命力不在于其完美性，而在于其在危机中的自我保全能力。面对东道国本身成为规则最大破坏者的困境，学界的分歧在于：应该"修复旧体系"还是"培育新体系"？本文认为，两者并非对立，而是同一进程的两个侧面——在旧体系中植入"再平衡"机制，在新体系中探索"替代性"方案，两者并行不悖。

一、萨克斯的激进方案：暂停违规者投票权

面对美国对联合国体系的系统性破坏，萨克斯提出了一个在国际法学界引起巨大震动的方案。2026年1月5日，他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就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捕事件发表震撼演讲，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不想遵守规则，他们可以被暂停联合国资格，他们的投票权可以被暂停。联合国也可以找到其他地方开会，不必只设立在纽约东河旁边。"

这一主张的法理依据来自《联合国宪章》第五条和第六条：会员国若一再违犯宪章原则，大会经安理会建议可暂停其特权与投票权，甚至予以除名。萨克斯的潜台词是：联合国的存续不能绑定在单一东道国的善意之上。 当东道国本身成为规则的最大破坏者时，制度必须拥有自我保全的能力。

在2026年1月的安理会发言中，萨克斯历数了自1947年以来美国70次政权更迭行动——从伊拉克（2003）、利比亚（2011）到叙利亚（2011）、乌克兰（2014）——指出这些行动"根据《联合国宪章》是非法的，它们通常导致持续的暴力、致命冲突、政治不稳定，以及平民百姓的深重苦难"。

在2026年3月CCG全球对话中，萨克斯进一步指出："在我看来，美国是目前全球违反《宪章》第2条第4款最严重的国家。 因为我们总是在试图推翻世界各地的政府，有时是秘密行动，更多时候则是公开进行。过去20年里，美国入侵的国家最多，利用中情局推翻的政府最多，发动的'颜色革命'也最多。而美国的大多数盟友对此却保持沉默，几乎不加指责。"

二、制度再平衡：在中国设立联合国核心机构

萨克斯不止于"破"，更提出了"立"的方向。他在多个场合建议："中国可以设立一个重要的联合国机构。我希望未来能够看到一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机构设立在中国，例如北京。届时，世界各国可以来到这里学习太阳能、风能、远距离电力输送、电动汽车、电池技术以及5G等领域的经验。"

这一建议的战略意义远超选址本身。它实质上是在推动联合国体系的地理再平衡——当一个体系的核心机构长期集中于单一霸权国家的领土上时，该国的国内政治波动就会直接传导为整个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将核心功能分散到多个大国，既是风险对冲，也是对多极化现实的制度确认。

从操作层面看，"双总部"模式在联合国历史上已有先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设在内罗毕、联合国人居署设在内罗毕、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设在蒙特利尔。将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核心机构设在北京，并非制度创新，而是制度延续与地理延伸。问题在于：当美国已将联合国视为"对手平台"而非"合作平台"时，这种再平衡能否在安理会层面获得通过？

三、安理会改革的现实路径

萨克斯的"暂停投票权"方案虽然振奋人心，但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制度框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被暂停的对象恰好拥有阻止该决议的否决权，这是制度设计的结构性矛盾。更具操作性的改革方向正在酝酿中：法国和墨西哥发起了一项倡议，呼吁在发生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或大规模战争罪的情况下，常任理事国自愿暂停使用否决权。截至2026年5月，已有十多个国家支持该倡议。G4国家（印度、巴西、德国、日本）则提议，在扩大的安理会中，新常任理事国在15年的审查期内暂不行使否决权。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即将卸任之际坦承："一个瘫痪的安理会，配上一个大国把会费当作谈判筹码的财政体系，再加上一个没有实权的秘书长——这就是联合国的真实写照。"但他也指出，"过去争论的是是否能改革，现在争论已经逐渐变成究竟该如何改革。"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之际，要求改革安理会的呼声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 "非洲共同立场"要求至少两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席位；L.69集团（由中小国家组成）主张扩大安理会至30个成员；而美国对此的回应则是"改革不应削弱美国的影响力"——这种立场本身，恰恰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和阻力所在。

四、金思宇的路径：以上合组织为"制度实验室"

如果说萨克斯的方案侧重于"修复旧体系"，金思宇则更关注"培育新体系"。他在2025年底发表的长文中，将上合组织定位为"全球治理新范式的实践与启示"，指出"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宗旨，"不仅重塑了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更在全球治理面临多重危机的当下，为国际社会贡献了具有东方智慧的新型解决方案"。

金思宇特别强调了上合组织的决策模式——2024年外长会议审议通过的12项决议，成员国一致同意率达到100%，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体量较小的成员国与中俄享有同等发言权。这种"协商一致"的决策逻辑，与萨克斯所批评的美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为"美国规则优先"）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2026年6月人民网"权威论坛"中，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战略研究和预测研究所副所长马克西姆·尤拉科夫指出："金砖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支撑。力量对比的变化不是以一种霸权替代另一种霸权，而是应在真正的多边主义基础上，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完善。 "

但必须诚实面对的是：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的内部利益分化正在加剧。印度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摩擦、土耳其与伊朗在中东的竞争、沙特与伊朗在石油政策上的分歧，都使得"协商一致"的决策效率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制度实验室"的构想令人振奋，但从"实验室"到"大规模应用"之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第三章 经济与金融层面：从"美元武器化"到"多极货币体系"

本章核心逻辑： 美元霸权的衰落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多快"和"以什么方式"的问题。当前的去美元化进程具有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征——它不再由地缘政治对手推动，而是由美国自身的政策选择（武器化、债务失控、制度退出）所引发的全球性避险反应。这意味着，多极货币体系的形成可能比任何历史模型预测的都要快。

一、美元霸权的结构性瓦解

金思宇在2026年8月对美国债务危机进行了三情景分层推演：基准情景（概率55%-60%）为高位震荡、缓慢消化；政策干预奏效情景（概率20%-25%）；真正的债务危机尾部情景（概率10%-15%）。而达利欧的判断更为悲观，他认为"隐性违约/通胀稀释"的概率高达60%-70%——即名义本息照还，但通过维持核心通胀高于美债平均利率，使债权人实际回报为负。

萨克斯则从货币体系重构的角度提出了"三阶段转型论"：2025-2035年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立；2035-2050年数字货币与主权货币并存；2050年后出现超主权数字货币。他在2026年3月更直接预言：美元霸权地位最多再维持10年。

这三位学者的分歧本质上是"时间轴"的分歧，而非"方向"的分歧。达利欧的周期理论更倾向于长期（20-30年）的秩序更替，而萨克斯从政策实践角度给出了更紧迫的10年窗口，金思宇的情景分析则提供了概率化的中间路线。但三人均认同：美元的单极地位已经终结——这不是预言，而是对既有事实的描述。

二、去美元化的实践路径

金思宇在分析"双轨全球化"时指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90家直接参与者和1567家间接参与者，2025年处理量同比增长42.6%；2026年2月CIPS完成重大升级，权限从跨境人民币拓展至离岸人民币及外币支付，取消金融机构准入限制，向全球性多币种结算平台迈出坚实步伐。

数字人民币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中的交易额占比高达95.3%，截至2025年末累计处理跨境支付4868笔、金额约4778亿元，跨境结算时间从传统模式的3-5天缩短至秒级。2026年3月，CIPS单日处理交易额更是创下1.22万亿元人民币（约1785亿美元）的历史纪录。

在能源贸易领域，人民币结算取得实质性突破：2026年3月，中东对华原油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达到41%，首次单月超过美元；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99%使用人民币结算；伊朗实现100%人民币结算。

萨克斯同样主张建立"大宗商品多货币计价体系"和"全球数字货币监管协调机制"，从根本上瓦解美元通过石油计价和金融制裁实施"武器化"的制度基础。

但需要审慎指出的是：去美元化不等于人民币国际化——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替代关系。当前去美元化浪潮的主要受益者是黄金、SDR（特别提款权）和区域性货币篮子，而非单一的人民币。人民币在SWIFT系统中的支付份额虽有所上升，但仍远低于美元和欧元。真正意义上的"多极货币体系"，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复制美元曾经的单极特权，包括人民币在内。

三、多边贸易体系的修复

金思宇在2025年5月发表的文章中，系统梳理了美国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三重破坏：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关税壁垒、阻挠WTO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导致争端解决机制瘫痪、通过《通胀削减法案》以高额补贴虹吸盟友产业。他提出的修复路径包括：重启WTO上诉机构、通过多边平台联合发声对单边措施形成集体反制压力、在数字贸易和绿色经济领域建立更平衡的利益分配机制。

在2026年6月人民网"权威论坛"中，法国国际关系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席马科斯·皮雷斯指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扩员后的金砖国家人口接近全球一半，贸易总额全球占比超过1/5。随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国际社会应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全球治理参与度。 "

但WTO修复面临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美国的逻辑是"要么按我的规则，要么没有规则"，而大多数国家的逻辑是"没有规则对所有人都是灾难"。当一方认为"有规则"反而对自己不利时，修复多边体制的努力就会陷入僵局。这正是当前全球贸易治理最令人担忧的困境。

第四章 安全层面：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

本章核心逻辑： 当前的安全危机具有一个与冷战时期本质不同的特征——它不是两个阵营之间的对峙，而是一个超级大国在系统性地放弃其维护国际安全的承诺，同时又在关键热点地区维持甚至升级军事存在。这种"选择性介入"模式造成了最大的不确定性：盟友不知其承诺边界，对手不知其红线所在，而规则本身被悬置。

一、萨克斯的底线：捍卫《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

2026年1月5日，萨克斯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的发言，堪称当代国际法学界对霸权行径最系统的一次法律清算。他向安理会提出的六项具体建议——包括美国立即停止武力威胁、终止海上封锁、撤出军事力量、秘书长14天内提交建议等——本质上是在要求安理会重新激活宪章的约束力，而不是任由其沦为"无关紧要的一纸空文"。

在2026年3月的CCG全球对话中，萨克斯进一步强调："没有和平，就没有经济。战争会摧毁一切。它会扰乱资源流动、打乱预算分配、分散注意力、耗尽政治资本，并瓦解全球信任。战争必须停止。""我们需要坚守联合国的原则——即：任何国家都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犯另一个主权国家，不得威胁其领土完整和主权。 这就是《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我们本该早就找到恰当的方式来落实这一原则。"

萨克斯的底线思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多边机制失效、大国对抗升级的背景下，他拒绝退回到"现实主义"的悲观立场，而是坚持国际法的规范性力量。这种立场虽然在当下看来有些"理想主义"，但从长周期来看，国际法的规范性恰恰是唯一能够超越"强权即公理"的制度资源。

二、金思宇的建构：中俄战略协作作为"定海神针"

金思宇在2025年5月的分析中，将中俄战略协作定位为"全球多极化时代的定海神针"，核心逻辑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他提出三个层面的安全建构：一是核裁军的"破冰者"——推动"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二是反导系统的"制衡者"——通过技术对冲防止单边反导优势破坏战略稳定；三是多极化秩序的"建构者"——以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扩容为支点，推动安理会改革。

金思宇特别指出，这种安全观的本质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其核心是摒弃"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构建"安全共同体"的良性互动。这与萨克斯在安理会发言中强调的"和平与人类的存续，取决于《联合国宪章》是否仍能作为国际法的有效文书发挥作用"形成了东西方学者的罕见共识。

但"定海神针"的比喻同时也暗示了一个现实：当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中俄战略协作不断加深时，"不针对第三方"的承诺与事实上形成的"制衡"效应之间，存在着日益紧张的张力。 如何在维持战略协作的同时避免被解读为"新两极格局"的轴心，是这一建构面临的最大考验。

三、达利欧的警告：五种战争与十年窗口

达利欧在2026年2月的长文中，将大国冲突分解为五种战争形式：贸易/经济战、技术战、地缘政治战、资本战、军事战。前四种战争在热战爆发前长期存在并不断升级，一旦军事战争开始，所有维度冲突将被极大化。他警告，当前局势与1930年代高度相似——大萧条加剧内部财富冲突，导致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兴起。

达利欧预判该阶段预计持续10-20年，未来5年爆发全球性债务重组危机的概率高达65%。他特别指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后至2028年大选前为"高危窗口期"，政治冲突、债务到期高峰与地缘博弈叠加，系统性动荡风险集中。

达利欧的周期分析为安全议题提供了一个被安全专家常常忽视的维度：经济压力是冲突升级的最强催化剂。在债务危机高峰期，国内政治极化和对外转嫁矛盾的冲动都会达到峰值，这恰恰是1930年代德国和日本走上扩张道路的经济背景。防止历史重演的关键，在于在大国之间建立足以穿越经济动荡的制度化沟通渠道——而这样的渠道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几乎不存在。

第五章 文明与话语权层面：打破"意识形态霸权"

本章核心逻辑： 旧秩序的倒塌不仅是制度和金融层面的，更是叙事层面的。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历史终结论"叙事，在过去几年中遭遇了来自两个方向的挑战：一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实际绩效，二是美国自身民主制度的退化。福山的自我修正是这一叙事变迁的标志性事件，但"承认中国模式有效"与"接受多极文明共存"之间，仍有相当的距离。

一、萨克斯对"意识形态偏执"的批判

萨克斯在2025年9月纽约联合国总部"新时代大讲堂"上的发言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必须恢复大国协作，很多分歧并非根本利益冲突，而是被夸大或意识形态化的不理性对立。""美国应摒弃其'统治世界'的幻想。"他特别批评了美国政界弥漫的"恐俄症"（Russophobia）和"恐华症"（Sinophobia），称之为"crazy"（疯狂）。

在2026年3月的对话中，萨克斯更进一步指出："与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相比，美国像一个250岁的'幼儿'，必须停止抢夺'玩具'，学会与他人合作。"这一表述的深层含义是：美国的霸权行为不仅是政策失误，更是文明认知上的幼稚病——一个年轻国家试图以蛮力改写数千年的文明共存逻辑。

萨克斯的批判指向了一个关键问题：美国对中国的误解不仅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更是认知框架的问题。当美国决策者将中国的所有行为都解读为"挑战霸权"时，他们便失去了理解中国动机的能力——一个以自身发展为首要目标的国家，与一个以"取代霸权"为首要目标的国家，其行为逻辑和谈判空间是完全不同的。

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自我修正

2026年4月，福山在播客节目《Making Sense》中做出了令国际关系学界震动的表态：中国开创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模式"，"如果中国能继续保持发展势头，或许真的能成为西式民主一种可行的替代选择。"他坦言："在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如果我是一个来自治理不善的贫穷国家且想要移民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但如今，我不确定美国是否还会对很多人有如此的吸引力。"

2026年6月至7月，福山在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和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进一步坦言，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他40年前有关中国的预言便是错误的。他承认中国已建立一套"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体系"，需要重新思考此前"西方民主必然胜利"的假设。

福山同时指出，美国正面临比经济衰退更危险的信任危机。民调显示，51%的民众认为只要努力奋斗就能成功的"美国梦"已不再真实；在30岁以下年轻人中，依然相信美国梦的比率仅剩22%。只有30%美国人仍然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美国例外主义的光环正快速消失。

福山的修正具有特殊的标志性意义——他是"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而当他本人开始承认"历史并未终结"时，整个西方知识界的认知框架都在被动摇。 但这种修正仍然是不彻底的。福山在承认中国模式有效的同时，仍未完全走出"民主对抗专制"的二分思维，且认为中国模式"会有多成功仍有待观察"——这与其说是认识的变化，不如说是对自身理论框架的修补。

三、金思宇的"双轨全球化"叙事

金思宇在2025年4月提出的"双轨全球化"理论，为理解当前的文明冲突提供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框架。他认为，全球化并未死亡，而是在分化中重生——一条轨道是发达国家主导的"保护主义轨道"（关税壁垒、技术封锁、产业回流），另一条轨道是新兴经济体推动的"韧性全球化轨道"（区域供应链、数字货币结算、绿色技术共享）。

金思宇引用历史学家亚当·图兹的话作为结语："全球化是一连串的危机与适应的循环。"他认为，双轨时代"不是全球化的终结，而是其成熟化的标志"。这一判断的战略意义在于：它拒绝接受"逆全球化"的悲观叙事，转而将当前的混乱定义为全球化进化过程中的阵痛，从而为积极行动提供了心理基础。

"双轨全球化"的叙事框架之所以具有力量，在于它避免了两个极端的陷阱——既不像"历史终结论"那样乐观地相信全球化会自动线性前进，也不像"文明冲突论"那样悲观地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必然走向对抗。它提供了一种中间路线：承认分化、理解竞争、寻找合作。

第六章 综合行动路径：五位一体的解决方案

综合金思宇、萨克斯、达利欧、福山等专家的观点，可以将解决路径归纳为五个相互支撑的维度。这五个维度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具有内在逻辑层次：制度是骨骼（提供规则框架），金融是血液（提供流动性），安全是铠甲（提供底线保障），技术是引擎（提供增长动力），文明是大脑（提供价值共识）。

第一，制度修复：让多边机构"长牙齿"

· 恢复WTO上诉机构运转，遏制单边制裁滥用

· 推动安理会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落实"否决后联大辩论"机制，推动法国-墨西哥"大规模暴行情境下自愿暂停否决权"倡议

· 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对违规大国的约束机制（如萨克斯提出的暂停投票权方案）

· 在全球多地设立联合国核心机构，实现地理再平衡——萨克斯建议在北京设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机构

· 关键制约： 制度修复的最大障碍恰恰来自需要被约束的对象——美国。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是"改革不应削弱美国影响力"，这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制度修复都将面临美国的否决。

第二，金融重构：瓦解"美元武器化"的制度基础

· 推动大宗商品多货币计价，打破石油美元单一定价——2026年3月中东对华原油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已达41%

· 扩大CIPS、数字货币桥等替代性支付基础设施——CIPS已于2026年2月完成重大升级，向全球性多币种结算平台迈进

· 建立全球数字货币监管协调机制

· 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

· 关键制约： 金融重构的最大不确定性在于速度。萨克斯的"10年"与达利欧的"20-30年"之间的差距，意味着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加速替代"和"避免剧烈震荡"之间找到平衡。过度激进的去美元化可能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而过于缓慢的进程则可能让美国有足够的时间调整其制裁武器的瞄准方式。

第三，技术合作：以绿色转型为突破口重建信任

萨克斯明确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引领零碳能源道路的国家。"他建议通过联合国平台，将中国在太阳能、风能、电动汽车、电池技术和5G等领域的优势向全球分享。金思宇则提出通过"零碳稀土"认证体系、绿色供应链标准等，将生态外交与贸易影响力相结合。

这一方向的战略价值在于：气候变化是少数能够超越地缘政治对立、凝聚全球共识的议题。 以此为突破口重建大国合作，比在安全领域直接对抗更具可操作性。

· 关键制约： 技术合作面临"安全化"的困境。美国已将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对华技术脱钩已成两党共识。绿色技术虽然"看上去"不那么敏感，但太阳能、电动汽车、电池等领域同样面临美国的关税壁垒和"产能过剩"指控。"合作"的意愿与"脱钩"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

第四，安全对话：建立"危机管控"而非"阵营对抗"

金思宇提出的中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模式，以及萨克斯呼吁的"恢复大国协作"，共同指向一个方向：在多极化时代，安全不应建立在阵营对抗之上，而应建立在危机管控和规则遵守之上。具体而言：

· 重启核裁军谈判，推动"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多边化

· 建立大国间的军事热线和危机沟通机制

· 在联合国框架下对"政权更迭"行动进行法律审查

· 落实达利欧提出的"双赢关系优于双输战争"原则

· 关键制约： 安全对话的中断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中美之间的军事热线在2025年一度中断，直到2026年才部分恢复；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虽然深化，但尚未建立起足以应对突发危机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当最需要对话的时候，往往是对话最困难的时候。

第五，文明互鉴：以"全球南方"为支点重塑话语权

金思宇强调，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的扩容，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制度化的多边对话平台。萨克斯则指出，非洲和印度可以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获得启示，"中国真正实现了消除极端贫困这一历史性目标……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伟大成就"。

在2026年6月人民网"权威论坛"中，萨克斯明确指出："单极格局早已不符合时代发展大势，任何国家都不应再对维持单极霸权抱有幻想。世界正在回归到历史上更为'正常'的状态，即以亚洲为中心。如今，亚洲人口约占全球的6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50%。中国的发展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两位学者的共识是：全球南方不是大国博弈的"棋盘"，而应成为新秩序的"基石"。 当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多边平台获得真正的话语权时，"强权即公理"的旧逻辑就会失去土壤。

· 关键制约： "全球南方"并非铁板一块。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对华强硬、巴西在贸易政策上的保护主义倾向、土耳其在地缘博弈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都使得"全球南方"作为一个集体行动者的有效性受到挑战。"基石"的前提是能够形成集体意志，而集体意志的形成恰恰是多边主义最困难的功课。

第七章 现实约束与可行性评估

必须诚实地面对一个事实：上述方案中的每一项，都面临巨大的现实阻力。本章的目的不是否定方案的价值，而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审慎的"可行性地图"——知道哪些路径可能在什么条件下走得通，比单纯罗列理想方案更重要。

· 萨克斯的"暂停美国投票权"方案，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制度框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除非美国自身陷入前所未有的内外交困，以至于其否决权在政治上失去效力，而这本身又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量。

· 金思宇的"规则制定权"争夺，本质上是一场零和博弈，美国不会主动让渡。但需要看到的是：当美国自己退出规则制定时，它实际上是在被动地让渡，而非主动地分享。 这种"退出导致的让渡"虽然在形式上不如"谈判达成的分享"体面，但在实质上为规则的重组打开了空间。

· 美元霸权的衰退是一个渐进过程，萨克斯预测的"10年"和达利欧预测的"20-30年"之间，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需要为两种可能性都做好准备——既要有"加速替代"的战略准备，也要有"长期博弈"的心理预期。

· 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虽然扩容迅速，但内部利益分化严重，距离真正的"制度性权力"仍有相当距离。2025年伊朗与沙特在中国的斡旋下实现和解，证明了上合框架在外交协调上的潜力；但2026年初土耳其与希腊在东地中海的摩擦，又暴露了内部矛盾管理的脆弱性。

· 福山虽然承认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但他并未完全走出"民主对抗专制"的二分思维，且认为中国模式作为西式民主的替代"会有多成功仍有待观察"。这意味着西方知识界对中国的认知转变仍然是不完整的、有条件的——"承认有效"不等于"接受平等"。

但正如萨克斯在安理会发言最后所说："和平与人类的存续，取决于《联合国宪章》是否仍能作为国际法的有效文书发挥作用，还是沦为无关紧要的一纸空文。这正是本安理会今天面临的选择。"

问题的紧迫性不在于方案是否完美，而在于不行动的代价是否可承受。 当金思宇说"全球化已进入双轨时代"，当萨克斯说"世界已进入多极化时代，但美国拒绝接受"，当达利欧说"世界秩序已经崩塌"，当福山承认"美国民主正分崩离析"——他们都在指向同一个结论：旧秩序正在解体，新秩序尚未成型，而在这段"空窗期"里，每一个消极等待的日子，都在增加人类滑向更大冲突的概率。

结语：历史会如何记账？

有分析者写下这样一段话：

"美国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衰落，并非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是因为自己在战略上的反复自残。一个曾经靠'盟友、制度、信誉'构建霸权的国家，选择用'退群、威胁、绑架'来透支这笔遗产。当最后一批盟友开始犹豫、最后一个制度工具被抛弃、最后一点信誉被耗尽时，那个单极时代，就在一场没有赢家的炮声中，悄然落幕。"

特朗普的"真人秀"外交，表面上看是在为美国"争取利益"，实际上是在用几十代人积累的信用资本，为短期的政治表演买单。这笔账，最终会由美国的国力、美元的地位、以及全球秩序的稳定来偿还。而历史从不接受赖账。

解决之道不在于等待某个"救世主"出现，而在于：让遵守规则的国家联合起来，用实际行动证明多边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唯一可行的生存策略。 正如萨克斯所言："虽然美国已经不再愿意为此做出尝试，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是愿意的。"

在梳理了四位学者的诊断和方案之后，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四位学者的时间轴虽然不同——达利欧的周期以数十年计，萨克斯以十年为窗口，金思宇关注当前政策空间的拓展，福山则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长时段的变迁——但他们的逻辑终点是高度一致的：旧秩序的解体不是可以被"逆转"的，而是需要被"管理"的。 管理的目标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让过渡期尽可能短、代价尽可能低、新秩序的基石尽可能稳固。

达利欧向投资者提出的问题是："你的投资组合是否为'所有方向的风险'做好了准备？"而本文试图向每一个关心全球治理走向的人提出的问题是：你的认知框架是否为"所有方向的可能性"做好了准备？ 当美元可能不再是世界货币、当美国可能不再是全球领袖、当联合国可能不再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这些曾被视为"不可想象"的情景，如今正在成为需要认真对待的选项。

旧秩序的推土机已经开过。废墟之上，新秩序的基石正在被一块一块地垒起。这不是某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进程。而中国，正站在这个进程的最前沿——不是要取代谁，而是要证明：一个不靠霸权、不靠胁迫、不靠"退群"来维持影响力的国家，同样可以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国际秩序、推动人类进步。

这，才是"思宇时评"最深沉的底色。

作者金思宇系中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写于2026年9月3日，北京